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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可不是說什麼用兵，實際上是在著作《傷寒論》的時候寫在《傷寒論.太陽病上》一章之中。
治病與治國其實是道理相通的。治病只有先解決最為有威脅的那一部分，身子骨能夠支撐下來，才能來調理好病情。治國也只有先使內部只有一個聲音，才能集中起最大的力量來抵禦外敵，要不然內部不但亂糟糟，且是有人要將自己掀翻下臺，怎麼個抵禦外敵法？
“我對賽里斯天子非常佩服。”君士坦提烏斯二世不像作假，既是羨慕又是嫉妒：“他從一無所有到成為偌大帝國的主宰，用強硬的手段使內部形成一致，全部的人都是服從他的命令，才能輕易地消滅那些強大的外部敵人。”
話說，劉彥好像真的是那麼幹過，可並沒有對自己的臣屬和部下怎麼著。他崛起過程中血腥清除的是那些不願意走到一塊的地方豪強、士族、世家和門閥，真不能算是內部，都算是外部之敵。
“賽里斯人都聽從他們的天子，所以賽里斯人不但消滅了曾經的強敵，還能不斷對外用兵。”君士坦提烏斯二世難掩臉上的晦氣和不甘：“我都在幹些什麼？名義上是羅馬的主宰，實際上幾乎無法決策羅馬。”
真實情況是，羅馬歷史上的統治者就沒一個能夠真正主宰羅馬，不論是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還是謝普提米烏斯.塞維魯，又或是蓋維斯.屋大維.奧古斯都，並沒有人做到看似在東方帝國輕易做到的事情。
是諸夏的人不喜歡自由？並不是，是崛起在遠古時期的歷史給予了教訓，只有一個聲音的存在才能發揮出一個民族最大的力量，從而產生了集體意識，並且使集體意識被傳承了下來。
歷史一再證明一件事情，諸夏不是扼殺自由，是一旦有多個聲音總是讓諸夏陷入極度的衰弱，給以異族有可乘之機，證明了再壞的中央集團也比不知所謂的自由好。
羅馬人不一樣，他們從遠古的時候就習慣了“自由”，就算是有短暫的中央集團，那也是虛假的中央集團。他們在“自由”中走向壯大，又從壯大中變得強盛，理所當然就會認為“自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羅馬能夠將“自由”傳承下來，不是沒有強硬的統治者想要終止“自由”，是“自由”的基礎建立在武力之上。有底蘊的家族誰都能養私兵，哪個統治者想要終止“自由”，迎接的是所有人的反撲，那麼統治者除非是能夠靠一己之力橫掃，要不就老實點。
其實不管是這樣也罷那樣也好，只有最合適的才是最適合的，一樣的制度在不同的民族執行來，有的民族會極度強盛，可是有的民族卻是混亂又虛弱。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不是沒有想過對內部動手，動手的念頭卻是一再生出來又給自己摁了下去。他很多次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有做過很詳細的比較，真正掌握在手裡的軍團二十七個，掌握之外又有正規編制的軍團卻是有四十個之多，還沒有算那些貴族的私軍。
更令君士坦提烏斯二世惱怒又尷尬的是，擺在明面的那些威脅不是最關鍵的，是一旦與眾貴族撕破臉的話，普通羅馬人和公民絕不是選擇站在自己這一邊。
“您需要錢，很多很多的錢。”盧斯.克魯格.代亞說出了世間真理：“羅馬人現在只屈服於金錢。”
羅馬沒有種姓制度，可是在羅馬有一個光榮的姓氏會加分無數。在羅馬的每一個時間段，有一些就是屬於惹不起的姓氏，是那種寧願將執政官或奧古斯都得罪到死死的，都不能去招惹那些姓氏的嚴重程度。
代亞在羅馬的某一個時間段就是屬於那種惹不起的姓氏。代亞這個家族曾經兩次統治羅馬，第一次是四帝共治的分割狀態，第二次則是作為整體羅馬的最高統治者。
盧斯.克魯格.代亞正在享受來自於姓氏帶來的蒙蔭，也是他所在的家族一直保持在羅馬社會的上游，才能當上羅馬的財政官。
財政官這個職務在羅馬有許多，地方行省有自己的財政官，家族也有自己的財政官，可是有一個位置是獨一無二，那就是都城的財政官。雖然都一樣是財政官，可都城的財政官就是總掌整個國家的財政，羅馬人習慣稱呼為總財政官，盧斯.克魯格.代亞現在就是這樣的職務。
“與賽里斯的交往能給您帶來財富。”盧斯.克魯格.代亞無比認真地說：“賽里斯人或許可惡，可他們的金子並不可惡。毫無疑問，您現在需要來自賽里斯的友誼。”
“財政官閣下說得很對。”弗拉維斯.瓦倫提尼安努斯附和道：“您的確需要來自賽里斯的財富。”
後面又有多人贊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