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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傳世的學說都必然是有可取之處，但那個“可取”的地方要看能不能吸引到當代的統治者，要是統治者不喜歡的話，就是學說本身再好也難以得到青睞。
目前的南方文化人，他們實際上並不缺乏傳承。他們與北方文化人稍有不同的是，北方文化人還是以師徒形式的一個集體而存在，可南方的文化人卻是以家族形式作為一個集體。
簡單一點的說就是，北方搞的是學閥形式，南方搞得是家學形式，北方傳授知識不看血緣關係，南方的知識傳承卻是非血親不可。
學閥與家學的起點就是在五胡亂華，會出現這樣的變革只是跟環境有關。
胡虜統治中原時期，掌握知識的世家紛紛南逃，他們一直堅持的“家學”就是從上古先秦時代留下的習慣，和“傳男不傳女”的那一套觀念很相似。
被胡虜統治的北方文化人，他們的生存環境可沒有南方那麼安逸甚至是舒心，時時刻刻都有可能被幹掉的前提下，再來是子嗣未必能有多優秀，為了不使自己的一腦子學問斷絕，選擇一個或多個優質的非血親徒弟成了必然趨勢。
恰恰就是五胡亂華時期讓諸夏學問的傳承出現變革，卻是讓北方學說發展得更加宏大，倒是讓南方保持上古先秦時期習慣的眾文化人消沉了下去，甚至是南方學說越來越變得小家子氣，難有北方學說立足點上的視野開闊。其實這個也是必然的事情，知識就是要在不斷的交流和討論中才能得到進步，更多的交流和討論必然會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北方文化人有學孟子、賈子……更多學派的人，現如今的南方文化人其實是更為全面。要知道“衣冠南渡”的時候，太多太多的世家逃亡了南方，是真的帶了相當多的典籍去了長江以南，別說是戰國時期的儒家八派了，更多的也能拿得出來。
劉彥對賈子之學產生興趣，作為東晉時期第一才子的羅含就講賈誼的學說，很快就與李茂進入到爭奪光芒的時刻。
古時候的文化人背書是一種必然會做的事情，專精學什麼就會將那本書背的滾瓜爛熟，羅含和李茂就進入到“復讀機”的時刻，兩人不斷摘出賈誼作品中的一句，看似激烈的交鋒卻連自己的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劉彥對賈誼學說不止是在加強中央集團，還有建設國家富足再來講究禮儀這一點。
那個觀點是在《論積貯疏》之中明確闡述。
根據《漢書·食貨志》記載，西漢建立之初，社會經濟一片凋敝。那時的米價極其昂貴，饑饉遍地，人與人相食，物資匱乏，連天子出行都弄不到四匹同色的馬駕車，將相只能乘牛車。
漢高祖劉邦採取了一系列予民休養生息和“重農抑商”的政策，到漢文帝時，社會經濟逐漸恢復，但商賈、地主侵奪農民，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廣大農民因破產而紛紛流入城市，成為工商業的傭工或無業的遊民，官僚、商賈的淫侈之風也日益增長，這些都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和糧食的積貯，很不利於西漢封建政權的鞏固，同時北方匈奴的威脅也越來越嚴重，面對這種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的實際情況，賈誼就向文帝上了這份奏疏，建議重視農業生產，以增加積貯。
漢國現在的狀況除了北方沒有太大威脅之外，與漢初的情況其實是差不多，商賈、地主沒有大量持有土地，可土地是在國家控制之下，外部威脅一再降低貴族也開始有了奢靡之風，國家是極度的缺乏糧食儲備。
“大漢已經在荊楚之地大建，僅夢澤之地便開墾四萬頃。”羅含是南方文化人嘛，對南方的事情肯定是知曉一些，有心的話親自去走一走也能得出一個概論：“含親眼所見，若大建成就，將不下於一百五十萬頃產糧之田。”
所謂的“荊”之地大概就是後世的湖1南和湖1北，那裡不但有長江延伸而出的眾多水系，更有洞庭湖延伸出來的許多河流，再來是那邊在上古時期沼澤遍地，曾經的沼澤災害消失，出現的就是極度肥沃的土地，
另外一個“楚”之地指的是現代的安1徽、江1西、浙1江區域性，比起“荊”之地的話，“楚”之地的開發程度在現如今是高處不少，畢竟淮南在西漢就一直在開發，而屬於揚州的部分是在東晉小朝廷的建設之下得到高速開發。
李茂有做過功課，自然是知道當局正在大力開發產糧區。他不敢去抨擊國朝將絕大多數土地掌握起來的舉動，沒有親自去看過之前也不會去反駁羅含所說的產糧田畝數量，要說的卻是有了產出之後，怎麼支應全國。
“彼地十石，百里去其六，過之不得。”李茂說的是運糧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