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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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前,伯夷、叔齊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上那西山呀採它的薇菜,
強盜來代強盜呀不知道這的不對。
神農虞夏一下子過去了,我又哪裡去呢?
唉唉死罷,命裡註定的晦氣!
(魯迅譯文)
孔子曾經評價過伯夷、叔齊的品行,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齊不記舊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評語—“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卻有些一廂情願,因為伯夷、叔齊臨死前作的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馬遷才會覺得二人的情緒異樣。可惜司馬遷沒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發出了“好人早夭,壞人長壽”的慨嘆。
在我看來,伯夷、叔齊的“潔”類似於許由洗耳的“潔”。雖然伯夷、叔齊一眼就看穿了中國史迴圈論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開“以暴易暴”的途徑,卻並非莊子所說的根本性的“潔”。就像潁水根本不可能洗淨許由已經被汙染的耳朵一樣,首陽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齊的道德困境證明了他們方法論的錯誤。所以魯迅先生說:“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舊惡”為前提,“不合作”的義舉也決不能以身體的餓死為旨歸。
毛澤東也反對伯夷的行為:“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別了,司徒雷登》)
1996年冬天,我曾經登上過洛陽以北的首陽山。雪後初霽,密密麻麻的梯田在視野裡伸展開去,伯夷、叔齊的小廟就簡陋地建在山頂正中。滿山尋找薇菜,找到的卻是梯田裡種的麥子和小米。小米,是的,今日的首陽山上遍種的小米,正是三千年前伯夷、叔齊不食的周粟!站在山頂,迎著即將降臨的暮色,彷彿仍然能聽見采薇的怨歌還在首陽山上回蕩著,迴盪著,也許永無消歇的一天。
【個性點評】
伯夷、叔齊最後被一把周粟逼死,也許有人以為不值。遇到這種情況,你看孔子的態度多麼瀟灑:“道不行,乘槎浮於海。”幹嗎非要食你的周粟?我出國去!向東向西都能通往大海,伯夷、叔齊卻只會鑽山,這不是典型的小農思維模式嗎?
其實,伯夷、叔齊的意義在於,我偏不出國,我偏不食周粟,我就用這樣一種自虐的方式表達自己信念的堅定,表達自己信仰的執著。
無他,我就是要讓你難堪,看你怎麼著!
曹參:你醉酒是量小,我醉酒是境界(1)
在漢朝開國諸將之中,曹參的軍功也相當了得。自從他跟隨高祖劉邦起兵以來,走南闖北,戎馬倥傯,槍林彈雨,出生入死,重要的戰役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立下了“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的赫赫戰功,為西漢政權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貢獻。儘管如此,論口才、謀略、指揮和管理,曹參的水平在開國諸將中仍然排不了第一,曹參能排名第一的,是他的生活質量和生活狀態,甚至包括他的醉酒。
曹參和劉邦、蕭何都是同鄉,並且都是老相識。他們的親密友誼始於秦朝。那時候曹參是沛縣的獄掾,蕭何則是主吏。從劉邦開始起事時起,曹參就鐵了心跟隨他做事。
後來項羽自刎烏江,天下平定,劉邦高高興興做皇帝,封長子劉肥做了齊王,任命曹參做了齊國相國。高祖六年,分封列侯的爵位,朝廷與諸侯剖符為憑,使被分封者的爵位世代相傳而不斷絕。曹參得到了平陽的一萬零六百三十戶食邑,被封為平陽侯。
惠帝二年(前193年),蕭何去世。曹參聽到這個訊息,就告訴他的門客趕快整理行裝,說:“我將要入朝當相國去了。”過了不久,朝廷派來的人果然來召曹參。儘管當年曹參和蕭何私交很深,但兩人各自做了將軍、相國之後,就有了很深的隔閡。然而,蕭何一生最大的特長就是善於識人,從來沒有看走過眼。等蕭何奄奄一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