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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海濱野餐會之前的那個下午。一小時之後，他勾著手指向我示意．讓我到他的房間去。我進屋後，他就關上了房門。“你真的想知道‘叮兒——鈴’的意思？”他問我說。
當時我相信了他前面的那個解釋，但是特勞特有更多的話要告訴我。我剛才那個無辜的問題，使他回想起了在北安普頓的可怕的童年。不說出來，他心裡無法平靜。
“我十二歲的時候，”基爾戈·特勞特說，“我父親謀殺了我的母親。”
“她的屍體藏在地窖裡，”特勞特說，“但當時我只知道她失蹤了。父親對天發誓說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也許她到親戚家去了——許多殺妻犯都是這麼說的。
那天上午我上學去後，他把她殺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我們兩個人吃的飯。父親說，如果明天上午還沒有她的訊息，他就去警察局報告她失蹤的事。
他說，‘她近來好像一直很疲倦，很緊張。你注意到了嗎？’”
“他神經不正常，”特勞特說，“如何不正常？那天半夜他走進我的臥室，把我喚醒。他說他有要緊的事要對我說。
其實什麼要緊事也沒有，他講的是一個下流的笑話，但這個可憐的病人卻認為，這故事是他一生遭受的各種可怕打擊的一個寫照。故事講的是一個逃犯，他來到一個他認識的女人家裡，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起居室的屋頂像教堂，也就是說從牆到屋頂最高處成拱形結構，下面橫架著粗大的椽木，形成中間的空間。”特勞特停頓了一下，沉浸在故事裡面。他父親當時肯定也是這樣。
他在以自殺的歐內斯特·海明威命名的套間裡繼續說：“她是個寡婦。他把衣服脫光了，她去找她丈夫的衣服給他更換。但他還沒來得及穿上，警察的警棍已在拼命地敲打著前門。於是，逃犯爬上去躲在木椽子上面。當那個女人開門讓警察進來時，他巨大的睪丸從椽子空隙處懸垂下來，暴露無遺。”
特勞特又停頓了一下。
“警察問女人那個男人在什麼地方。女人說她不明白他們說的是誰。”特勞特說，“一個警察看到睪丸在木椽上懸著，便問那是什麼。她說那是中國寺廟裡掛的鈴鐺。他信了她的話。他說他一直想聽中國寺廟的鈴聲。
“他用警棍抽了一下，但沒有聲音。於是他打得更重，又一下，然後又非常使勁地再抽一下。你知道那個躲在木椽子上面的傢伙怎麼尖叫的嗎？”特勞特問我。
我說不知道。
“他叫了起來，‘叮兒——鈴。你這個狗雜種！’”
第十五章
在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將其大屠殺紀念品轉移時，文學藝術院也應將它的人員和藏品挪到一個更安全的區域。
但它現在仍在城市邊緣，在遠離中心通向地獄的地方，方圓幾里地除了活著也沒多大意思的人外，一無所有。而文學藝術院的成員日益減少。且士氣低落，懶得做出搬遷的決定。
實話實說，惟一對文學藝術院何去何從表示關心的，是裡面的工作人員：辦公室行政人員、清潔維修工和武裝警衛。這些人對老式藝術大多無甚興趣。他們需要的是工作，工作有沒有意義對他們無關緊要。這使人想起三十年代大蕭條期間，只要找到一份工作，不管什麼工作，人們都會欣喜無比。
特勞特把當時他設法找到的工作描寫為：“從布穀鳥報時的鐘殼裡清除鳥糞”。
文學藝術院的行政秘書當然需要這份工作。那個同我姐姐艾麗長得十分相像的莫妮卡·佩帕在一次燕式跳水中使她的丈夫喪失了戰鬥力。她是她本人和她丈夫佐爾頓兩人生活的惟一支柱。於是，她把文學藝術院的建築進行了加固，用半英寸厚的鋼板換下了原來木製的大門，裝上了同樣可以關閉、上鎖的“貓眼”——或者叫窺孔。
她盡其所能，使這個地方看上去像個遭受過洗劫的廢棄場所，就像朝南兩英里哥倫比亞大學的廢墟那樣。窗戶也像前門一樣，用鋼板防護，然後在鋼窗板上覆上粗糙的膠合板，塗上黑漆，再在上面噴上一些字畫，進行偽裝。整幢大樓表面都是如此。窗板上花花綠綠的藝術作品是文學藝術院職工自己繪製的。莫妮卡·佩帕本人用橘黃色和紫色噴漆在鋼板大門上從一端到另一端寫上“操他孃的藝術！”幾個大字。
湊巧，當特勞特將他的《B36姐妹》扔進門外垃圾簍裡的時候，一個名叫達德雷·普林斯的非洲裔美國人武裝警衛正從大門的“貓眼”朝外張望。叫化子同垃圾簍打交道本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