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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口術。
在重播進行到一半，又一個秋天臨近的八月的某天，又有訊息傳來：我的哥哥伯尼患了無以逃脫的致命的癌症，已處於晚期，醫治腫瘤的三大經典法寶——手術、化療和放射療，都已無濟於事。他是個天生的科學家，在起電和雷暴研究方面世界上無人可及。
伯尼現在仍然感覺良好。
也許現在談死為時太早，但等他死後——但願此事不會發生——我想他的骨灰不應該同詹姆斯·惠特科姆·萊利和約翰·迪林格一起葬在皇冠山公墓裡。他們倆屬於印第安納，但伯尼屬於全世界。
伯尼的骨灰應該撒在雷暴雲砧的頂上。
第三十九章
就這樣，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羅傑·唐斯現在在科羅拉多。印第安納波利斯的我則在這裡——長島的南岔。我的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妻子簡·瑪麗·考克斯的骨灰埋在馬薩諸塞州的巴恩斯特布林村，在一棵鮮花盛開的櫻樹的根中間，上面沒有標記。從我們的耳房可以看到櫻樹的枝葉。耳房是推倒後由特德·阿德勒從地面重新建起來的，完工後他曾問：“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在印第安納波利斯我和簡的婚禮上給我們做儐相的是本傑明·希茨，也是印第安納波利斯人，現在妻子已去世，一個人住在加利福尼亞的聖巴巴拉。今年春天，他同我的一個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表妹約會了幾次。她是個寡婦，住在馬里蘭的海濱。我的姐姐死於新澤西，我的哥哥雖然還不願撒手西去，但在紐約的阿爾巴尼也己岌岌可危。
我的童年朋友戴維·克雷格——就是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讓德國坦克中的收音機停止播放流行音樂的傢伙，現在在新奧爾良搞建築業。我的表妹艾米在肖利奇高中物理課上曾是我的實驗搭擋。我從戰場歸來時，是她父親對我說的我已經是個大男子漢了。她現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在離戴夫①大約只有三十五英里的東邊。
四海為家！
為何我們中那麼多人要離開我們的祖先親手建起了城市呢？在這裡，我們家族的名字得到尊重，這裡的街道和語言我們十分熟悉。正如去年六月我在巴特勒大學所說的，這裡確實有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為何離鄉背井？冒險精神！
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想逃脫一種巨大的拉力。那不是無處不在的地球的引力，而是來自皇冠山墓地的牽扯。
皇冠山已經擒獲了我的姐姐艾麗，但它沒有得到簡。
它也得不到我的哥哥伯尼。它也得不到我。
一九九○年我在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大學做講座。他們把我安頓在附近的一家汽車旅館。我作完演講回到旅館，按老習慣到酒吧去喝點摻蘇打水的蘇格蘭威士忌，這樣晚上我就能像孩子一樣酣睡。我喜歡這樣酣暢的睡眠。酒吧裡全是些當地老人，志趣相投，看上去相處十分友好。他們笑聲不絕。他們都是些喜劇演員。
我問酒吧招待，他們是些什麼人。他說他們是詹斯維爾中學一九四○年的畢業生，在這裡舉行五十週年聚會。
這樣的聚會真是難能可貴。我也是肖利奇高中一九四○屆的，每年的老同學聚會總不去參加。
這些人就好像桑頓·魏爾德《我們的小鎮》中的人物。
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劇作。
我和他們這些人都有了一把年紀，都還記得過去的日子。那時上不上大學，經濟上不會有太大的區別，你仍然能夠有所作為。那時我對我父親說，也許我不想像我哥哥伯尼那樣當個化學家。要是我去一家報社工作，可以為他們省下一大堆錢。
請你明白：我只有學我哥哥學過的同樣課程，才有資格進大學。父親和伯尼兩人對此意見一致。任何其他方面的高等教育都被他們倆稱為裝飾品。他們嘲笑當保險推銷員的亞歷克斯叔叔，因為他在哈佛接受的教育完全是裝飾性的。
父親說最好我去同他的好友弗雷德·貝茨·約翰遜談談。他現在當律師，年輕時曾為現已停刊的民主黨報刊《印第安納波利斯日報》當過記者。
我同約翰遜先生很熟。父親以前帶我同他一起在布朗縣打野兔，打鳥。後來艾麗吵鬧得太厲害，我們只得放棄。
他背靠在轉椅上，在辦公室裡眯著眼睛問我打算如何開始當記者的生涯。
“是這樣．先生，”我說，“也許我能在《科爾弗公民報》找到一份工作，幹上三四年。我很熟悉那個地方。”科爾弗是印第安納北部馬辛古基湖邊的一個小城。過去我們在湖北有一棟度夏的村舍。
“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