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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大把揮霍著時間，心裡面不斷地給自己施壓，卻又找不到明顯提升工作能力的途徑。
每天只有中午才是我在公司最愜意的時光。幾個不願意打撲克消磨時光的老幹部和同事無意間知道我會打專業的太極拳，便像學生般謙虛地請我指導。而每日裡與他們輕鬆的交流也讓我暫時忘卻了工作的煩惱。
家裡面同樣給了我很大的壓力。每當我情緒低落而無處發洩，回家說起機關工作的呆板無趣、甚至想辭職去上海闖世界的念頭時，必然會引發我和父親之間的爭吵。老頭兒退休後的這一年過的也是極為不適應，從忙碌的工作狀態忽然切換到擁有大把用不完的時間，他每天積攢下來的邪火基本都撒在了我的身上。
在他眼裡，我心高氣傲，自命清高，不知道珍惜這樣一份優厚的工作；又嫌棄我工作上太死板，不懂變通，不會自己想辦法儘快適應環境，卻只知道怨天尤人，坐以待斃。可是，當我反問他有什麼具體建議可以指教時，他又啞口無言。他只是個普通的工人，大半輩子的時光都在基層度過，頂多隔牆撓癢地給我些人生的忠告，具體在機關裡生存的經驗辦法他也給不了我。
每當這時，我的情緒就不由自主地低落，那種工作中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在生活中被父親時不時地面授耳提撩撥得更加急躁和不安，最終演變成我和父親之間長期的爭吵和冷戰。每當看到他哮喘病發作，我又自責地埋怨自己不懂事，把他的好心全當成了累贅。
就這樣在自責和自怨中，我的性格變了，變得沉默寡言，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
母親倒是不過問我的工作，她是個家庭主婦，她想關心也管不了。但她也有體現母愛的地方，那就是我的終身大事。每日裡，我被她提供的各項相親姑娘的資料搞得頭昏腦漲，即使說了“工作沒有進入正軌，暫時還不想處朋友”之類堂而皇之的藉口，仍然不能阻止母親給我介紹物件的熱情。
這一切都讓早已被工作壓得筋疲力盡的我更加雪上加霜。於是，我下班後常常悶在辦公室裡或者乾脆就在街上閒逛到華燈初上後，方才不情願地回到家裡睡覺。工作後的生活軌跡儼然幻化成了一個標準中年人古板的作息時間表。
這天下班後，我依然在辦公室逗留。門忽然被推開，當年曾經招聘我進公司的那個年輕帥氣的李副總面帶微笑地走了進來。入職大半年，我曾經幾次找機會藉故與他交流，從管理理論到公司業務，李副總對我卻一直是不遠不近，不鹹不淡。
按說我是李副總引進公司的新人，多少沾點兒親近，但李副總在公司內卻一直是公認的孤家寡人，很少與任何人走得很近。據說他起初是作為公司聘請的外腦公司顧問，在參與公司重大專案時被花總相中，最後破格留到了公司，是公司公認的高材生，卻沒有任何的關係和背景。這也造成了他今時今日曲高和寡的地位和局面——看似位高權重，實則空無一兵。
李副總和人力資源部陳部長就公司人力資源改革的事情在公司內部有了好幾次公認的矛盾。李副總執意向社會靠攏，改革國有企業已形成多年的工齡工資體系，準備加大住房公積金、學歷工資和績效工資的比例；陳部長則生怕得罪了關係戶，堅持維護既有的利益格局。最後針尖對麥芒的結果是，花總各讓一步，既不一刀切，也不維持原狀，搞出來一個所謂的雙軌制，即：既有的老員工走職稱工資，新入職的員工走學歷工資，這樣的結果是暫時緩和了當前不同年齡段職工的工資矛盾，卻為後任老總的工資體系結構構建了一個紛繁複雜、長期難以維繫的亂局。
我的直屬上級楊部長倒是和李副總私人關係不錯。因為楊部長除卻與花總私人的這層關係，其實和李副總的境遇相似，在公司也算個新領導，沒有任何過硬的後臺。仗著幾年秘書生涯的磨礪，楊部長經常喜歡和李副總討論些管理學理論等務虛的東西。
看著新舊兩派勢力的暗暗較勁，我不由自主地選擇了沉默和靜觀其變。在尚不清楚公司這潭水有多深，尤其是在沒有站穩腳跟前，我只能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老老實實地按在沉靜的水面下。
李副總進門後，淡淡地看著我笑，我一臉無知地大聲道：“領導，下班後還沒有休息，真是辛苦了。”
李副總笑笑，說：“你來了半年多了，融入公司的效果如何啊？”
我無奈地笑笑，說：“還在適應中。”
李副總問道：“有沒有什麼對公司有益的建議？”
我心裡咯噔一下子，心說，這出戏唱得是不是有點兒快了，嘴裡面連連說：“沒有。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