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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其量是個竇娥冤，您以為我是義勇軍，其實我是僱傭軍，可我想說，僱傭軍打仗也玩命哪。鳳凰是我的僱主和恩主，可我對她如怨如慕，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勉勵我、勉強我做這節目，但我還不得不感恩，是這節目把我硬推到我所不願面對的黑暗之前，逼我睜開眼看，喚起心聽，壯起膽說，我口說我心。因這節目，我改變了，我增長了。
三條命：短命、苦命、黑命。要想保命，保這節目的小命，我只有認命。認命的結果，是靈魂深處發生了革命。
近兩年，我沒得憂鬱症，得了兩種神經病。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把這病歸罪於《文濤拍案》的感染，這可以顯得我對工作很投入，用心來感受，而且還戲過了，以至人戲不分走火入魔黑了眼睛看社會。第一種病是極度缺乏安全感，走在路上見幾個人在身後，我就緊張，要麼加快走擺脫他們，要麼放慢，讓他們走到我前面。女性親友黑夜搭乘計程車，我會要求她在車上給我打電話，要當著司機大聲告訴我車牌號碼，中途我還忍不住再給她打幾次電話，以震懾司機可能有的禍心。有人敲車窗想搭我的車，我本能地一腳油門就逃。人多的地方我不敢去，人少的地方我更不敢去，現在簡直無處可去。於是我就去公司造輿論，說這屬於職業病，天天讓我接觸那麼多罪行，對社會治安我當然神經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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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濤拍案》的三條命（2）
另一種神經病就是懷疑一切。我是一九六七年生人，七六年九歲，從小有件事顯示將來我要做喉舌。記得那幾年上街遊行很密集，慶祝粉碎某某某、高呼打倒某某某，小學生也參加。老師看我字正腔圓童音高亢，就叫我領喊口號，口號老在變，變得太快，剛喊完“反擊右傾翻案風”，又要喊“打倒四人幫”。我完全不明白，照樣喊得響亮喊得喜洋洋，對根本不懂的東西，無法相信或不相信，只是個無所謂。北島老師有詩《我不相信》，可能他相信過，至於小學生的我，連不相信都不相信。
你看，語言會自生自長，話趕話就把我們家傳的多疑性格牽強附會上時代。不過談玄可以，做《文濤拍案》卻回回疑竇重重，因為說的全是真人真事，甚至人命關天，馬虎不得。我這輩子最討厭負責任，可到這兒你就得說話負責任。按說這節目雖然常遭刪改，但能活下來，已證明當今“社會能見度”在提高，可幾乎每回拍案，我們都為了搞清事實而焦慮。依據公檢法？公檢法也有可能出錯，更有可能“無可奉告”；依據媒體？失實新聞還少嗎？我常參看幾種報道，往往互有出入，哪個是真的？錄影現場一小時、幾小時停下來，就為辨別某個細節的真偽。有次錄到半夜錄不下去了，當時我是根據幾份報紙的訊息來講一案子，可越講越懷疑該案另有內幕，我們的立場不好擺。採訪相關人士，誰都不肯說。有位能接觸高層的“通天線人”，跟上面打聽，人家說這案子沒問題，我就接著又錄，可心中存疑，說話就是底氣不足，越說越彆扭，乾脆收工回家。結果是一宿白乾了，因為多疑的我想到後半夜，終決定放棄這題目。其實這案子應該是沒問題的，但當時我已經想瘋了，鑽牛角尖了，陷入懷疑一切的怪圈，兩眼通紅盯著檯燈長嘆：天哪，現在還能相信什麼？什麼都可能是假的，也許真相有幾種？也許世上本沒有真相……
絮叨這些不為證明自己清白，而是為我過去、現在和未來永不止歇的失誤向觀眾告饒賠罪。
此時突然意識到我不是在寫檢討，而是在寫個序。這兩年，我真的只會說話不會寫字了，唯一的作文就是每年年底給領導寫信，哀求加薪，倒還情真意切，此外絕不動筆，漸漸就廢掉。電腦上寫下的字句橫七豎八，像堆爛劈柴，我掂掂這條，砍砍那塊，搭起來，又塌了，又愁又恨，恨刀太鈍，久違的文思像鏽牢的齒輪吱呀作響。你不瞭解我寫這篇文字多麼吃力，得知沒有稿費就更吃力。為這些字，四天裡我已經寫了二十多個小時，基本上可斷定此人已喪失寫作能力。怨誰？哈哈，還是要怨《文濤拍案》。可以這樣說，除了必要的吃喝玩樂睡，我已把幾乎全部時間都用在節目上，要看的東西永遠看不完，寫東西也就不是東西了，沒有時間，索性不著一字，光說不寫，卻是真不會寫了。
自我安慰一下，孔子也是“述而不作”嘛，說話是飯碗，我當然該全力捧牢，這一門玩藝都沒練好，怎敢舞文弄墨。慚愧的緊，小人是靠耍嘴皮子混飯的。聽說《文濤拍案》裡我像個說書的，這真是辱沒了祖師爺。那不是說書，還是說話，自說自話，若有點說書味，拿來做花邊而已。不過因此我倒也學了點掌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