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聞新知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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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再復認為，張愛玲是一個逼近哲學、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見的作家。浸透於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濃的對於世界和人生的悲觀哲學氣氛。張愛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視力。當人們的第一視力看到“文明”時，她卻看到“荒原”；當人們看到情感的不可能性時，她卻看到可能。《傾城之戀》告訴我們，世界並非在進步，而是在一步步的走進死寂的荒原。《傾城之戀》表現的正是把世界推向末日的戰火反而拯救了人間之愛。對張愛玲的這一特點，劉再復引用了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觀點。王國維把中國文學分為兩大型別，一是《桃花扇》型，一是《紅樓夢》型。他說：“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張愛玲的特點就是《紅樓夢》的特點，即超越政治，超越國家，超越歷史的哲學、宇宙、文學特點。張愛玲的代表作《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等作品，表面上寫的是上海等處的世俗生活，是家庭、戀愛、婚姻等枝枝節節，但是它卻揭示了這些生活表象之下那些深藏在人性底層的神秘的永恆的秘密。這就是關於人的慾望，關於權利與金錢的慾望的秘密。慾望關聯著政治，但不是政治；關聯著倫理，但不是倫理；關聯著歷史，但不是歷史。更具體的說，是關聯著上海，但不是上海；關聯著香港，但不是香港；關聯著三四十年代，但不是三四十年代。這種慾望是左右人的命運最有活力、最客觀又最難用邏輯語言說明清楚的魔鬼，但它卻是可以被文學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的魔鬼。張愛玲早期寫作的成功，正是因為她未被歷史時代與道德倫理所牽制，精彩的描寫了這個魔鬼，從而表現除文學家特有的本領。

第四章　劉再復、夏志清關於張愛玲文學史定位的基本價值取向之爭（2）

在他看來，所謂金鎖，就是權利與金錢的圖騰。七橋是一個絕對的專制主義者，一個沒有任何商量餘地與妥協餘地的絕對權威與女皇。七巧是男權社會規定的一個角色。她的慾望背後是一個龐大的男權社會。她包含著男權社會慾望、權力、金錢互動的全部密碼。這一密碼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整個兒人類社會它帶有超越中國近代歷史世相的人性普遍性。與其說《金鎖記》是中國近代社會的歷史寫照，不如說它是權力社會的一個哲學寓言。

對於這一點，劉再復認為張愛玲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她以為自己的成功在於表現凡人凡事，表現與“飛揚對立的”和諧。以為“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實際上，張愛玲成功的關鍵正在於她的作品超越了政治、國家、歷史而進入了宇宙、哲學的永恆之境，即超越《桃花扇》之境而進入《紅樓夢》之境。

對張愛玲的天才，劉再復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真正有絕望感的作家只有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張愛玲。魯迅雖然絕望，但他反抗絕望，因此總體風格表現為感憤；而張愛玲感到絕望卻陷入絕望，因此風格上表現為蒼涼。

從《小艾》開始，張愛玲的小說體現出她政治立場和思想傾向的彷徨。在《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宣告“我用的是參差對照的手法，不喜歡採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衝突那種古典的寫法”，可是，《小艾》卻不得不放棄這一審美立場，而採取自己原先反對的善惡對立，善惡衝突的寫法。1950年新中國的成立，對張愛玲的內心有很大的衝擊，在這個時代的大潮流面前，她寫了一個9歲就當丫鬟，14歲被主人姦汙懷孕並被姨太太踢傷致病的女子暗無天日的悲慘故事。張愛玲直接用“吃人的社會”代表舊社會，用“蔣匪幫”詛咒舊社會的統治者，體現了她明確的政治判斷與道德判斷：舊社會“吃人”，新社會“救人”；從前是噩夢，現在是光明；過去被剝削，如今得解放；一邊是惡，一邊是善。在這篇小說中，早期那個純文學、純審美的追求永恆的張愛玲已經不存在了。她在1950年時已經很“政治”了，之後所寫的《秧歌》和《赤地之戀》只是她的政治立場的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