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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山海城籌備爭鳴大會的時候，咸陽城卻頒佈了【驅儒令】。
秦始皇宣佈，咸陽城獨尊法制，凡儒生者，三日之內，必須離開咸陽城，否則緝拿下獄，概不例外。
訊息一出，天下譁然。
秦始皇頒佈的【驅儒令】，等若將儒法之爭推向高峰。
天下儒生，氣憤不已。
由【驅儒令】，就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焚書坑儒”。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焚書和坑儒，是發生在不同時間點的兩件事。
一切，還得從秦始皇一統六國說起。
一統天下之後，秦始皇在政治、經濟上實行的改革，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還在統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諸子為王的問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
以丞相王綰為首的一批官吏，請求秦始皇將諸子，分封於佔領不久的燕、齊、楚故地為王，認為這樣有利於鞏固秦的統治。
但廷尉李斯則堅持反對，認為春秋戰國諸侯之所以紛爭，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惡果。只有廢除分封制，才可免除禍亂。
秦始皇採納了李斯的意見，認為立封國，就是樹敵兵。
於是在全國確立了郡縣制。
時隔八年之後，到始皇三十四年，在秦始皇於咸陽宮舉行的宮廷大宴上，又發生了一場關於師古還是師今的爭論。
焚書之舉正是由此引發的。
在宴會上，僕射周青臣面腴秦始皇，吹捧秦始皇，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淳于越針對周青臣的腴詞，提出了恢復分封制的主張。
淳于越說：“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輔枝。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腴，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秦始皇聽後不動聲色，把淳于越的建議交給群臣討論。
丞相李斯明確表示，不同意淳于越的觀點，反駁道：“三代之爭，何可法也。儒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統一可能遭到破壞。”
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民間醫藥卜筮之書以及不屬於博士館的私藏《詩》、《書》等也限期交出燒燬。
有敢談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想學法令的人，要以官吏為師。
此即為“焚書”。
在焚書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
坑儒不是焚書的直接繼續，而是由於一些方士、儒生誹謗秦始皇引起的。秦始皇在攫取到巨大權力和享受到榮華富貴之後，十分怕死。在統一天下之後，他異想天開地要尋求長生不死藥。
方士侯生、盧生等人迎合其需要，答應為秦始皇找到這種藥。按照秦律謊言不能兌現，或者所獻之藥無效驗者，要處以死刑。
侯生、盧生自知弄不到長生不死藥，不但逃之夭夭，而且誹謗秦始皇天性剛愎自用，專任獄吏，事情無論大小，都由他一人決斷，貪於權勢等等。
方士還言，長生非秦始皇所能修成，長生也非是小小丹藥所能達到。他們接近始皇，非要煉藥尋丹，乃是要傳《道經》於天下。
秦始皇知道後，惱羞成怒，認為方士們在耍弄自己。
於是先焚《道經》，後坑方士。
秦始皇以“妖言以亂黔首”的罪名，下令在都城進行追查，並親自圈定四百六十餘人，活埋於咸陽。
此即為“坑儒”，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焚書坑儒”的實質其實是一場統一思想的運動。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在政治上，廢除了分封制，在全國範圍內施行郡縣制；在文化上，統一了文字，以小篆為標準的官用文字；在經濟領域內，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等等。
這些措施都是國家大一統的基本要素，是國家暴力能夠控制的要素。
但有些東西是國家強力機構很難駕馭的，特別是在秦朝初年，戰國時期剛結束，百家仍然在爭鳴中，思想領域內極度混亂；而一個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統一，最主要的條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價值觀，而思想混亂是形成共同價值觀的大敵。
因此，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統措施還不行，最關鍵最長遠的統一要素是思想的統一，形成統一的核心價值觀念，才能讓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內的統一措施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