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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亦稔友，他告我道，監獄建後，本有修建地方審判廳及看守所之計劃，適逢國變，遂不果行，如有經費當仍照原計劃進行。但在我任律師時，未見實行，惟稍清潔而已。
有一次赴保定出庭，旁聽席滿，添設板凳，亦皆站滿，大都為保定法政學堂學生，無非震於虛名，都來旁聽。及返旅館，見張燈結綵，大書歡迎曹大律師，暗覺可笑。晚飯後，有二十餘鄉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師申寃。餘出中庭，請他們起來，問要申什麼冤？他們齊聲說道，我們都是種地人，有跟人爭田畝界線不清的事，也有爭奪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得不公平。我們正在農忙時候，沒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訴，等到農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遞呈子，掛牌出來，都被批駁，說上訴過期，不準上訴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師到京為我們想法申冤。我想農民沒有法律知識，跟他們講過期不能上訴的律文他們也不會明白，只安慰他們，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們，我不是法官，準不準也沒有把握，如果不能達到目的，要請你們原諒。後我想，總得想一辦法補救，於是向仲和建議，鄉民不懂法律，應該想一變通辦法，在法官宣讀判詞後，即高聲向當事人說，你們如果不服，應在法定期內上訴，過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訴。在此當堂宣告不服，亦可記錄下來，算已上訴，再補遞呈子。後大理院照此辦法通令各級法院一律照辦。那時人民毫無法律知識，亦是可憐，把律師當作以前的巡按，更為可笑。有一天，忽接到當選蒙古議員證書，甚為詫異。餘既不是蒙古人，又沒有參加競選，何來當選議員。時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眾議院議長為湯化龍。後來知道，蒙古議員，名為選舉，實由總統指派，故蒙古議員中，滿蒙漢人都有。此事聞系項城知我清貧，暗示補助之意，在我亦無閒過問，只好聽之。有時空閒，亦到國會應應卯。有一次，餘到國會，適逢陸子興（徵祥）兼攝總理，到國會宣佈施政方針。陸氏登臺後，以溫和有禮貌的外交家態度，先說久在外國，中國情形不熟，要請眾位指教。又說外交官最講禮節，即如宴會時，如何接待賓客，尤其對於女賓更要注意。我在俄國時，俄皇宴客禮節之周到，即選單亦如何講究，我尚儲存。這雖小節，於情感體面有關，亦不可不講等語。議員聽了，已有噓噓之聲。又說弱國外交，真是難辦，只有忍氣，但望以後國家強盛等語。即有議員起立說，今天請總理來講施政方針，不是請你來講外交禮節的。亦有人喊，快將施政方針說出來。陸氏又說因為弱國外交難辦，所以要請國會諸君，與致府方針合一，方能對付。說到此即有人喊，你的方針沒有說出來，怎能要我們合一？陸君仍舊慢條斯理的說，諸君不要忙，我自會慢慢的說出來的。我看議員有點不耐煩，因有他事，我先走了，不知如何結局，聽說後來鬧到一鬨而散。時國會與政府，幾乎沒有一件事不衝突，子興因與俄使磋商外蒙古事，議訂條件六項，被國會否決，憤而辭職。那時國會有無上之權，不斷與政府意見衝突，擾攘不巳。我則做我的律師，一概不問，即中山北上，召集國會等亦未嘗過問。一日，有前商部同事冒鶴亭（廣生）君來訪。他說君在前清，乎大用，因親日為輿論不滿，今民黨亦為此病君。君以有為之年，遭此挫折，我為君惜。我為君計，應一反作風，做幾篇大罵日本的文章，登載報上，以轉移人的觀念，君如有意，我願效勞。我謝其好意，即說若如君說，是投機政客之所為，非我之願也。人謂我親日，我不否認，惟我之親日，由於情感，非為勢利，可親則親，不可親即不親，故我之親日，並非媚日。況在失意之時，忽變態度，無故罵人，徒貽人笑，反損我人格。前清待我不薄，我即不做民國的官，亦覺心安理得。彼聽而笑曰，君真可謂不識時務者矣，即別去。我做律師時，有時到天津出庭，時天津日本總領事為小幡酉吉。日本租界尚未發達，空地甚多，他勸我在租界租地。其時日租界租地，每坪只值銀元五角（每坪長六尺寬三尺）。他說，你倘備萬元，五年內可加十倍。我那時哪有餘款，然後來日租界地租價，五年後何止十倍。蓋時局不定，各租界反成繁榮，此一定之理。但我幸沒錢租地，不然，在日本租界，擁有偌大地皮，更為人藉口攻擊之資矣。
三七 選舉總統公民團起鬨
民國二年十月，國會正式選舉大總統。我想既身為議員，這一張投票權不應放棄，遂出席國會，議員已到了不少。時國會中尚有國民黨議員，俟議員到齊後，忽將大門鎖閉，聽外面人聲嘈雜，只聽得喊我們是公民團，代表民眾監督你們的。大總統只有袁世凱應該當選，我們是擁護袁世凱當選*大總統的。你們議員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