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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祖父曾對我說起那時候的二件事情：一是他老人家在村裡見過日本兵，模樣跟咱們中國人差不多，只是個頭稍低身體略胖而已。對村裡人也不像電影裡那麼兇惡，尤其對小孩子比較友好，偶爾還給小孩子糖塊吃；二是村裡人見日本人在河邊洗鞋洗帽，他們才知道頭上戴的帽子，腳下穿的鞋子，也能用水洗。這是村裡人以前所不知道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同年十月，閻錫山晉綏省防軍第四師來忻，竊奪勝利果實，並將忻縣日偽保安隊改編為“省防軍”。村裡人稱閻錫山部隊為晉綏軍，也有人叫“二戰區的部隊”，村裡人還是不能過安穩太平日子。那時候，陰山以西的平社附近，是八路軍的根據地。有人說是賀龍的部隊，也有人說不是賀龍的部隊，反正村裡人不操那份閒心。陰山以東是晉綏軍的天下，我村正好處在敵我雙方的交界處。
那個年代，有家不能回，有家不能住，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我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因此體會不到有家不能回的滋味，只是在電影或電視劇裡，看到一些類似的鏡頭，就不知道當時的事實，是否與拍攝出來的鏡頭一樣？和村裡老年人提起晉綏軍來，雖說時間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可他們還是心有餘悸。一說晉綏軍來了，老人們的臉色一下就變了。抽支菸，歇一會兒，才能緩過那口氣來。
然後，他們給我說起過去。
然後，他們給我說起那個不是年代的年代。
那時候，晉綏軍住在新堡村附近。新堡村是豆羅村附近的一個小村，豆羅村又是從忻州到太原必經之地。那時的區公所就設在新堡村，所謂的區公所，好像相當於現在的鎮政府。每天上午九點左右，晉綏軍就來了，有時到牧莊村轉一圈，有時連牧莊村也不去，就呆在我村不走。為甚不走呢？等著吃中午飯。村裡的老百姓就遭殃了，有時一家來四五個兵，有時一家來十來個兵。
那時，莊稼收成不好是事實，一畝地最多能打一二百斤糧食。遇個歹年景，連籽種錢都有收不回來的可能。即便收成好，除過上繳閻錫山政府的苛捐雜稅，還要除過租用地主土地的租子，一年下來，就連他們也很難養活。再來這麼多土匪，這不是要他們的命嗎？要是做下的飯菜不合他們口味，那些當兵的還不滿意，還要非打即罵。
有首詩歌，描寫的就是當時的情景：
砍伐桑柘作弓弩，
檢點鄉兵空閭里。
民窮財盡國亦頹，
妻兒星散永不回。
生死榮苦誰會得，
一身流落走塵埃。
塵埃走罷夜孤宿，
夢裡分明見骨肉。
離情訴罷喜復悲，
怪鳥一聲啼破屋。
醒來依舊一身單，
老眼滂沱淚不幹。
反亂：戰爭留給村民的一場惡夢（二）
反亂：戰爭留給村民的一場惡夢（二）
父親今年（指二零零六年）六十五歲。反亂時期，他老人家也就是六七歲的樣子。當他回憶起這些往事的時候，就是說話的口氣都走了樣。反亂留給村裡人的後遺症，不僅僅是膽顫心驚，更主要的是心靈傷害。
那時候，村裡人真是“狗咬剌蝟”，毫無辦法。為躲避土匪，別說晚上不敢在家吃飯睡覺，就是白天也不敢在家待著，只好四處避難，只好四處流浪。因我家住在臨街，晚上只好到偏僻人家去住。父親說他老人家就多次在別人家住過，比如在同族伯父張安祥（本書第四章裡面單列一篇，專門講述我對他老人家的懷念之情）家住過，在祖父一位朋友（他老人家名叫邢小保，系村裡有名的好木匠）家住過，有時還到外村去住。父親說他在白石村住過，也在寨上村住過。第二天，太陽出來後，才敢回家。更多的是住在祖母（名諱弓海棠，生於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七日，卒於二零零二年農曆十一月初六。本書第三章內單列一篇，專門講敘我對她老人家的思念）孃家，因為那地方在大山裡面，相對來說比較偏僻，也比較安全。再說，祖母孃家也比較富有，多一二個人吃飯，也不在乎。
有一次，祖父祖母帶著父親，到祖母孃家避難，不敢走大路，因為陰山那兒也有兵，只好走邢家山村，走山路，也就是翻過五峰山，剛走到半山腰，突然下起大雨，人常說上山容易下山難，更何況又是下雨天呢？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三個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好碰上邢家山村一位名叫張寶（取其音）的老人，他好像還是村裡一名幹部，與祖父也認識。這位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