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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雪山一樣的俄國女人，我常常聽著她的琴聲走遠，可是不知道她在彈什麼，那些曲調在一個小孩子聽起來，就是陰鬱的。
有時候，趴在高高的、有陳年雨痕的窗子上看著暗暗的屋子裡的女人，看到她走過來了，馬上就逃開去，逃得飛快，像有鬼趕著一樣。
因為這個雕像，所以我第一個記住的，就是這個外國人。也愛讀《金魚和漁夫》的小書。哥哥學校裡讀的是俄文，他教我普希金的俄語讀法，可是他自己學不會捲舌音，發出來的聲音像吃多了安眠藥的呆子說話。那時候最好的學校裡好像都讓學生讀俄文，因為那裡是列寧十月革命的故鄉。那時候，有人唱著蘇聯歌，唱莫斯科郊外晚上的一個好姑娘，那時候，我家樓下有一個大哥哥和中學裡的一個女孩子戀愛了，那女孩子穿著布拉吉在黃昏的大院子裡走過，露出了麥色的鎖骨，讓院子裡所有的小女孩都看傻了眼，以後，我們這一代女孩子的理想，就是長大以後，要在一個黃昏穿上露出了鎖骨的蘇式的布拉吉。
追究起來，上海是一個挑剔著崇洋的地方。在有比較的時候，從前的年輕人把在上海的俄國人叫做羅宋癟三。而到了樓下大哥哥的時代，他那穿布拉吉的女朋友，就成了我們的理想。像一個感冒的人，塞了鼻子，晚上睡覺的時候，只好側面躺著，讓上邊的鼻孔把鼻涕流到下面的鼻孔裡去，就整夜地用一個鼻孔，呼哧呼哧地吸氣不已。那時候的上海人，緊緊捉住唯一的外國，那是蘇聯。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有普希金像的街角（2）
後來，*，將普希金像敲碎推倒了，蘇聯也沒有了，它成了修正主義。
那時候我長大了。
有一個時期，我特別喜歡自己沖洗相片，常常和同學結伴到向陽公園去照相。那裡有一個最好的背景：藍色圓頂的東正教堂。數不清有幾張照片是以它為背景的，從鏡頭裡面看著藍天下面褪色的藍色圓頂，和頂上小小的黃色圓點，真覺得它是那麼浪漫那麼悲傷的房子。站在上海那不藍的藍天下，好像在懷念什麼遙遠的東西。那時候，我知道那是白俄留下來的房子，他們到了禮拜天，就到這裡來，這一小塊地方，是他們真正的故鄉。他們在這裡唱歌，在這裡哭，俄國人才有的那種廣大溫柔的憂鬱，就這樣子在上海的藍頂房子上留了下來。
後來一個時期，我特別喜歡讀書，從四面八方弄來的書，大部分是俄蘇文學，書中的人，在說話的時候常常夾著法文，在書頁的下端，有那些法文的譯文。因為俄國人對法國，有種深刻的、像懷鄉似的崇拜，就像上海人對租界文化。
後來，我又長大了一點，喜歡用零花錢和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飯，好像只有坐在外面餐館的桌子上，才表示我們都長大了。去的那家上海西菜社，在梧桐深深的淮海路上，裡面有褐色的火車座，在那裡我吃到了羅宋麵包和鄉下濃湯，一種有番茄沙司、捲心菜、土豆和紅腸的俄國湯。餐後還有一道俄式的冰激凌，裡面沒有一點點冰渣子。聽說，那裡的大師傅還是小時候從俄國人手裡學來的。
有時候還到岳陽路上去，沒有了普希金雕像的街心花園綠樹蔥蔥，路上經過那白俄女人的琴室，裡面再也沒有她的琴聲，沒有人知道她到哪裡去了，她的門上也落滿了雨痕。那時的岳陽路，白天幾乎看不到行人，在寂靜的空缺裡，少年時代的我，感到了在俄國民歌裡的那種溫柔和憂傷。
那時候，離上海人那麼難忘的四十年代的好日子已經遠極了，上海人還是不肯喜歡俄式的東西，迷死了租界的人說：“我其實不喜歡俄蘇的東西，我喜歡的是上海的租界。”可是，那個留在越來越老的老人嘴裡的租界，在我們看起來，就只看到藍頂的房子和紅湯了。那時候不再有白俄女老師教孩子鋼琴課，可是走在馬路上，還是隨時可以聽到有孩子在家裡的窗前學琴的聲音，我不知道這傳統和從前這裡有那麼多鋼琴老師的歷史，是不是也有一點點關係。
後來*沒了，普希金像又重新豎了起來，有一天特地去看它，普希金變矮了，甚至鼻子也不那麼尖了，仰望銅像的時候，在心裡吃了一驚，原來這裡的天不是瓦藍瓦藍的。
上海人慢慢地變得有錢了。上海是那樣一種地方，要是有一點點錢的話，它可以做出很有錢的樣子出來，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氣派。那時候，任何從外國來的舊衣服，都能在被普希金雕像的小花園和藍頂的東正教堂夾在中間的華亭路上，賣一個好價錢。那衣服一穿到上海人身上，配上他自己的圍巾和微笑，好像從來就是他穿的。那時候，蘇聯正在打個不停，蘇聯的女孩子在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