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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首先看作者簡歷，就讓我有種親近感，因為當時我們的部隊都在福州；其次是我部隊上有個戰友，跟向前似乎很熟，他大大咧咧談論向前往事軼聞的樣子，一下子讓我覺得向前離我是那麼近，我要認識他幾乎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這個感覺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向前已經離開福建去了江西，才明白容易的事情已經被戰友的怠慢弄得十分困難了。幾年後，我也離開了福建，去了南京。離開的時間一年接著一年地增長，現在我和向前離開福州都已有十好幾年了，但我相信，在那個我們過去熟悉的城市的記憶中，對我的記憶或許早已煙消雲散，而對向前的可能在與日俱增。換句話說，同樣是離開，我的離開是消失，是人影同走，向前是人走，影子留在了那裡，而且隨著他日後身影的變大，影子也越發的大了。卡萊爾曾說過，人們都看重名人，經常把自己不多的珍貴情感獻給一個商標樣的名字，或者廣場上的一座銅像。卡萊爾還說，這是人類的一種病，其實對雙方都是不利的。我一方面相信這說法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總是生活在錯誤中的。有時候，我覺得人類對錯誤的需要要超過對正確的，從伊甸園的說法看，人類甚至是由於錯誤才開始生生不息的。
福州是我留下記憶最多的城市，有點初戀的意思，留下的每一個腳印都是真誠而刻骨銘心的，但不一定都是正確的。應該說，在那裡我和向前本來是最好相識的，機會很多，條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的，因為容易反而會變得困難，因為近反而會變得遠。在我老家，有一句專門針對這種現象的俗語，用土話說跟成語一樣精練又有音韻，但轉換到普通話體系裡，成語的感覺已蕩然不存，剩下的只是一點意思：住在碼頭邊的人是最容易搭乘不上輪船的。這句話就像一斷骨頭一樣醜陋，我簡直難以相信它是從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襲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語中變轉過來的。這也是我在文學之旅上的困難，我祖輩的智慧和精神難以順利地抵達大眾的心靈。幾年後，我在《青年文學》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說，也許是他最後一篇小說，標題記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麼的，寫的是一個傻子抗日的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說極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語。就文字而言，我相信這小說已寫到了極致，但就文學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學本質出現了某些背離。這篇小說對我的意義相當大，就在於它讓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危險和可憐的處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實上就是這回事：想讓文學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後，我放棄了多年的努力，並相信這種放棄是絕對正確的。說真的，這小說讓我看到最多的是掙扎，寫作的掙扎，閱讀的掙扎，包括我長此掙扎下去可能有的最好的下場。顯然，《地枯》成了我照見向前的鏡子，也成了我照見自己未來的鏡子，那樣子讓我感到很不對頭，我也就有了止步回頭的願望。今天，我多少懂得了掙扎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也就是作家包括他創造的人物的內心是可以掙扎的，甚至掙扎得越充分越好，掙扎是表現，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這一切的文字，語言，敘述，是不能掙扎的。敘述上的掙扎會讓閱讀者的心亂跳起來，人物和故事的鏡面也會由此四分五裂。可以說，《地枯》讓我提前幾年結束了疾病般的寫作。這時候，我尚未認識向前，但他比許多我認識的作家給我的還要多。這也應了一條文學定理：一個作家很難從另外一個作家身上或生活裡得到什麼，他只能從作品、從文學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變萬化的。
在四個城市說朱向前（2）
B�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這跟城市本身的好壞無關，有關的是我個人一些特別的體驗，它更多的是來自命運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記憶。我先後三次進出南京城門，每一次都想永遠地留下來，但最後還是憤然而去。我剛到南京時，差不多是向前剛讀完軍藝並決定留校的時候。這也是他以一個評論家的姿態頻頻亮相的時候，人們也開始以一種以往少有的熱情談論他。開始我聽到的談論是褒貶不一的，褒的大致有這麼幾類：一說向前的評論比他的小說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樹立起名聲；二說在評議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夾敘夾議的評論最到位，有開文學評論先氣的價值；又說向前小說、評論雙管齊下，足見他才藝之大，等等。貶的聲音也不小，有說向前的評論什麼也說明不了，只說明他無能當一個小說家；有說向前是靠吃莫言長大的，賺的是個近水樓臺的便宜，沒什麼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學評論的，看了也不懂，只是聽著這些不絕於耳的評論（關於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