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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是這樣，不是“返古”，而是“創新”：一種嶄新的姿態，一種久違的陌生感。這使我不禁想到：創新也許不是一味地標新立異，有時候也許是“守舊”，是迴歸，是後退。《Y》這篇小說之所以讓我感到“新”，就在於它所傳遞出來的精神氣息，和這個時代的很多寫作都不盡相同，它用它的笨拙，守護了我們生活中即將消失的舊和慢——這對一個正在以審美加速度前進的時代而言，其實就是一種創新。所謂的創新，也包含著對舊的事物的重新理解，正如所謂的先鋒，也常常意味著是一種精神的後退一樣。由此，我甚至覺得，真正的創新，有時恰恰應是一種創舊，也就是說，你要敢於在一個日日新的時代裡，做一箇舊的人，敢於在一個以加速度前進的時代裡，做一個慢的人。我常常問自己：當時代變動得令人眼花繚亂的時候，我是否還有勇氣繼續做一個不動的人，一個以不變應萬變的人？當快成了多數人的寫作速度，我是否還有耐心使文學本身慢的品質不致失傳？當別人前進的時候，我是否願意獨自後退？當大家都被推到喧囂的中心時，我是否還能安於一個角落繼續寂寞、孤獨地寫作？
因此，文學的創新絕不是為了儘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經驗，而是要在公共經驗的叢林裡，找到一塊屬於我自己的地方，以及一個屬於我自己的觀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文學的創新也不是為了承認、讚美已有的文學現實，而是要在已有的現實之中，敞開一種新的寫作可能性。文學創新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我們學習如何在人群中成為那個面目清晰、風格鮮明的“個人”。這，我們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煞有介事地說它不是為了炫耀，只是為了和大家一起重溫、共勉。
2007年11月15日
我用大腦寫作
拙作《風聲》獲第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7年度小說家獎。此文是獲獎感言。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此刻在想什麼，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氣會如何，是晴到多雲，還是雨過天晴？這個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們知道後又被弄得不知道了。所以，我現在乾脆什麼都不想知道，只想一言以蔽之——這世界是神秘的。
我得這個獎，我認為是替這個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內容。我是說，我和這個獎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絡和關係，我幾乎想都沒有想過。說真的，四十歲前我渴望得獎，莊重文獎，馮牧獎，魯獎，茅獎，省內的獎，省外的獎，我都暗自念想過。但是現在，從四年前起，我改變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獎。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記住了一位文學大師的話，這位大師說：得獎總的來說是滿足虛榮心的，既然是滿足虛榮心，那麼不得也罷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說神秘的是，從那以後我斷斷續續得了一些獎。為了體現我的成長和成熟，我不允許自己在獎狀面前喜樂，我套用大師的話對自己說：那不過是滿足了虛榮心，虛榮心總的說是要克服的。我儘量保持平常心，把因為得獎而可能異動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確切地說，從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種喜悅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間，像花香之於花開一樣。這有兩種可能：一、我四年來對自己改變是假的，起碼是不徹底的；二、是這個獎已有的榮光擊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隊的一位首長，他在一隻裝滿百元大鈔的坤包前弩張劍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當這隻坤包換成一隻麻袋時，他變得談笑風生起來，輕淺的笑容，期許的目光，稱兄道弟的平易近人。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點也不欣賞。鑑於此，我不知道得這個獎是我的幸，還是正好相反。
我得獎是因為《風聲》，這是一部我用大腦寫出來的小說。我一直簡單地認為，小說有三種寫法：一種是用頭髮寫，一種是用心，還有一種是用腦。用頭髮寫的人叫天才，寫出來的東西叫天賦之作。天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是從冬瓜藤上結出的西瓜，橫空出世，無法無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說來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這沒什麼好說的，也沒人能說得清。可以說一說的是，用心寫還是用腦？這是個問題，而且我們有選擇權。
我知道，要想留下傳世之作必須用心寫，我們平時談論的那些經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腦寫成的，光用腦子是無論如何寫不出這些傳世鉅作的。但用心寫經常會出現兩個極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極高。那是因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榮辱要驚，愛恨要亂，慾望沉重，貪生怕死。相對之下，用腦寫可以保證小說的基本質量，因為腦力或者說智力是有引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