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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來了那些基本的詞語
時間會把它們組成的語言
抬舉為莎士比亞的音樂：
夜與晝，水與火，色彩與金屬……
我認為，這幾句詩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詞語創造了一個神奇、偉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我深信你們一定會發現——找到——一個形象，一個故事，一種意味，甚至是一句話，能讓你們在喧囂的塵世中暫時停下自己匆忙的腳步，傾聽一下自己內心的聲音，並重新找回自己做夢的權利。這在今天看來似乎不算什麼，但最終它也許比什麼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紅高粱》：叛亂的狂歡
那些年，我們中的很多人的記憶都被一部叫做《紅高粱》的小說和電影給籠罩了。時隔二十多年，我的一位年輕的朋友說：《紅高粱》啊，講什麼記不清了，只記得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裡亂搞的事兒。他說的是真話，性與暴力，是很多人關於那部電影和小說的集體記憶。他毫不掩飾對這個眼下“習以為常”的詞語的不屑，但對我，對每一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知道這個詞語對於當年的文學寫作是一種什麼樣的意義。我覺得，那意義也許就像我們剛剛經歷的汶川特大地震。
一向不擅對作品作評點，特別是對於《紅高粱》這樣一部擁有自己的“解釋史”的作品，你會發現，所有聰明的話、深刻的話、漂亮的話，甚至荒謬和自相矛盾的話都已經被說過了。一部作品的閱讀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個變化的評判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時代的影子，是一個時代的文學在這一階段的困惑、探索與痛苦。1986年，我們剛開始接觸拉美文學，家族敘事和魔幻主義成為我們心中文學創新的樣板；“人的解放”，“個人自由”，成為我們這代人新的價值觀；我們隱約感覺到，十七年紅色經典所講述的革命與國家的歷史與當時的政治話語並非那麼和諧……莫言的《紅高粱》在這些方面滿足了一個時代的閱讀期待：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他用性與慾望代替階級鬥爭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因，以土匪的視角解構了教科書的抗戰史敘事，以家族回憶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國家這些宏大的詞彙，被稱之為“新歷史主義”的開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紅高粱》的寫作方式，絕不僅僅是莫言自稱的要抵達“歷史的某種真實”，而是歷史為什麼竟會以這樣的方式講述。很多人都會對父母的情史有極強的窺探欲，對物質財富有隱秘的搶奪欲，這並不奇怪，哲學家說人們都喜歡問“我從哪裡來”。但在中國的倫理框架下，並沒有多少作家願意或者說有勇氣探究這些秘密，《紅高粱》扯塊“家族史”的幌子，已經算難得了。回想一下當年電影院裡令人激動的那些場景，我們就會知道，這樣充滿荷爾蒙和情慾的敘事絕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氣壯的情慾，最張揚的色彩，最狂歡的表達，在觀眾和影片細節所達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裡，已經暗示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慾望時代的來臨。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慾和情慾並非歷史的場景，而是一個時代心態的真實摹寫。在這個意義上，《紅高粱》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一樣，同樣是最具政治意義、最吻合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字。
這是《紅高粱》被讀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調。但我卻驚訝地發現，二十多年後的這次重讀，是一次冰涼的相遇，它遠沒有我記憶中的那麼焦躁和熾熱。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憂鬱和詩意的。它同時具有文和野的兩個方面，或者說，它的蠻力與激情之後，隱藏著對於戰爭、死亡與人性的詩意表達。只是這一面，在文學史和批評史的敘事裡被輕輕抹去了。也許是對於50~70年代革命歷史敘事太過不滿，當時的評論家有一種經典化的急迫，而這種急迫表現在放大莫言與以往敘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歡化的“民間”立場，比如拉美風的魔幻主義，卻有意或無意地遺忘和疏漏了另一個重要傳統——來自俄羅斯和前蘇聯人道主義的戰爭敘事。莫言在回憶《紅高粱》的創作動因時曾說，他想寫戰爭中的人和人性，把戰爭當成“人類靈魂的實驗室”，其心中的典範是前蘇聯電影《第四十一》。這種人道主義的戰爭敘述，本來亦足以構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當時，在更為新鮮時髦的話語面前，批評界對此集體沉默，這足以看出那個時代人們追新求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