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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新國際機場。
一群中國人從到達口出來，站在外面依依不捨地告別：
“小馮處長，再見，咱們回國見！”
“胥總工，再見，注意保重身體！”
胥文良與馮嘯辰二人握了握手，又互相交換了一個微笑的眼神，便各自隨著自己的隊伍而去了。
按照與三立制鋼所簽訂的協議，秦州重型機器廠派出了由胥文良帶隊的一支技術團隊，前往三立制鋼所參加軋機設計工作，從頭開始親身體會三立制鋼所的軋機設計流程，學習他們的設計經驗。
馮嘯辰跟隨的是另一支隊伍，這是一個大化肥裝置考察團，組成人員非常複雜，部委方面包括了國家計委、經委、農業部、機械部、化工部等等，地方上則有幾個省的政府官員，企業方面則包括了五六家大型化肥廠和四五家化工裝置製造廠的幹部和技術人員。如果要從專業上劃分，大致是兩個陣營，一個是用化肥和造化肥的，另一個則是製造化肥裝置的。
這個考察團的任務，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矛盾。地方官員和化肥廠方面提出的是考察日本的化肥裝置製造情況，進而直接引進大化肥裝置，儘快形成化肥生產能力。機械部以及幾家化工機械廠方面則認為應當引進化肥裝置的製造能力，以便實現大化肥裝置的國產化，以後想建多少家化肥廠，就能夠建多少家了。
計委、經委、農業部、化工部等方面則是態度模稜兩可，既有支援買裝置的，也有支援引進裝置製造能力的，更有在中間抖機靈的，說可以買幾套，再自己造幾套，這樣兩邊的想法都可以兼顧了。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化肥的需求量一向是非常大的。從50年代開始，我國引進蘇聯技術，逐漸形成了年產1萬噸級至5萬噸級的中小型氮肥裝置生產能力，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了“五小工業”中的小化肥體系。
而在此時，國外的化肥生產技術卻已經走向了大型化，年產30萬噸合成氨裝置成為流行趨勢。大化肥與小化肥在能耗方面差距極大，據測算，年產30萬合成氨的大型裝置噸氨電耗為38度，而年產5000噸的小型裝置噸氨電耗為1363度。不同的消耗水平帶來了成本和利潤的巨大差異，在80年代初，大型廠生產的合成氨每噸利潤為130元，而小型廠每噸僅為27元。
此外，國產氮肥主要為含氮量較低的碳酸氫銨，也就是農民俗稱的碳銨，含氮量僅為17%，國外普遍使用的則是尿素，含氮量為48%，肥效上的差異也是極其明顯的。
70年代初，為了提高糧食產量，中國開始大量從國外進口尿素，花費了大量的外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70年代中期，國家從美國、荷蘭、法國、日本等國家引進了13套年產30萬噸合成氨和52萬噸尿素的大化肥裝置；70年代末，又追加了4套同等規格的裝置。
然而，僅僅依靠這17套引進裝置，並不能完全滿足國內農業生產對於化肥的需求。農業部和化工部估計，到本世紀末，國內農業生產需要的化肥按折純量計算將達到4000萬噸以上，綜合考慮大中小型氮肥以及磷肥的結構，國內至少還需要新建30套以上的30萬噸合成氨裝置。
這樣一來，便形成了買裝置和造裝置的兩派，而且勢均力敵，相持不下。
造裝置是國家定下的大方向，馮嘯辰所在的重灌辦就承擔著這樣的使命。在重灌辦負責的11項重大技術裝備中，就包括了大化肥這一項。國家明確提出，大化肥裝置是保障國家農業安全的重點裝備，必須自己掌握這方面的技術。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張自己造裝置的一方是有著“政治正確”這把尚方寶劍的，說話也有底氣。
然而，主張買裝置的一方也有充分的道理。買一套裝置進來，3年就能夠投產，為農業生產提供急需的尿素。而如果選擇自己造裝置，從消化吸收到技術成熟，沒個十年八年是辦不到的。在這段時間裡，農民需要化肥，如果國家不能提供，那麼就意味著糧食無法增產，餓著了10億人的肚子，由誰負責？如果由國家提供，那麼就只能是依賴進口，同樣要花費寶貴的外匯。
一噸尿素的進口價格按100美元計算，年產52萬噸尿素的裝置早一年投產，就能夠節省5000萬美元的外匯支出。如果等待國產裝置，哪怕只是耽誤五年時間，損失的外匯也會高達2至3億美元，而這些錢已經足夠引進五套裝置了。
有一個歷史資料，從1971年至1985年，國家引進17套大化肥裝置以及其他一些相關裝置，花費的外匯為10.6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