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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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點”。在這種體制下的群眾組織只不過是官僚機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鐵幕國家沒有社會,人們只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組織。托洛茨基就說過,國家可以“強制性的干預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面”。從1929年以後,蘇聯工會唯一的任務是動員勞動者完成國家計畫。在上世紀20年代以後,蘇聯可以說沒有一家真正的社會組織,所有的個人都是被國家“綁架”的人質,社會的主動性被斬斷,“對業餘空間的侵犯、對日常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種常態。1930年代的所謂社會組織是200萬黨員、400萬共青團員、1200萬國防建設促進會會員、1700工會會員和300萬工農通訊員,所有這些社會組織都必須嚴格地服從國家政權的命令,不能展現自我發展機制的社會功能。社會束縛於政權之下就等於斬斷了社會的自愈能力和修復功能,窒息了社會自身的創造性因素,這種同構性的社會結構既穩定也脆弱,就像沒有牢固地基的整體框架的建築物,因為承重結構單一不分散,立在那裡的時候光鮮高大,稍遇地震就會“呼啦啦的大廈傾”整體垮塌。蘇共對社會的改造是以控制為主,黨控制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使單位的觸角滲透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