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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科學工作者、記者、教師、醫生、工程師等。但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定義有所不同，除了有較高文化水平外，還須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且為人類文明進步所思、所慮、所做貢獻的一個特殊群體。關於誰有資格稱大師，前面列舉的那幾位都是有資格的，當然這只是人文方面。但不管以什麼標準來劃分，陳寅恪與傅斯年都是應該進入此列的，他們給後人留下的啟示，首先是才華、學問方面的，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人格力量，也就是前邊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人格風範。試想一下，假如中國大陸十年“*”期間，沒有陳寅恪等位數很少的知識分子以生命為代價在苦苦堅持與支撐，而全部像北大的馮友蘭、週一良教授一樣隨風而倒，去當什麼為四人幫效力的“梁效”，那就證明一個民族的自信心與文化大廈全部塌陷了，知識分子群體的人格力量與精神意志也就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正是由於陳寅恪等極少數自由知識分子所顯示的傲然風骨與精神意志，才令世人看到一個民族的希望之光，並由此得出，只要這一火種存在，任何強權與暴力都只能呈兇一時，最後必將被這一火種引燃的文化良知與道義之火粉身碎骨。傅斯年隨國民黨去了臺灣，且早早地死掉了，大陸上發生的“*”他沒有看到。陳寅恪不但看到了，且是感同身受了，但陳寅恪卻充當了人類文明史上最慘烈的“*”浩劫中那一顆蟄伏的火種和支撐民族文化的基石與奮起的動力。在人們心目中，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陳寅恪作為“火種”的價值和意義已遠遠超出了他的學問以及在學術事業上所做出的貢獻，他成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個符號和豐碑，他的良知和勇氣，使冰冷殘酷的鐵幕終於顯露了一絲縫隙，使後世人類在為那場浩劫感到哀傷與恥辱的同時，多少感到了一絲欣慰。要探討陳氏內心的道德力為何如此強悍比較困難，不是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陳寅恪前半生沒有受到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先進的西洋文化薰陶與浸淫，在他病臥嶺南之後的一系列殘酷政治桎梏與人性的戕害中，面對奸臣當道，蒼蠅一樣的趨勢諂媚者滿院子亂飛的險惡環境，很難設想他還能成為一顆不滅的“火種”。
吳懷堯：你被好事的評論家譽為“中國舉證文學第一人”，原因是你的作品始終建立在細緻入微的採訪和對檔案資料的廣泛研究之上，其中蘊含大量令人歎為觀止的細節與文獻，有著令人炫目的描述，揭示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史實；當然，也有人指出，像你這樣的紀實文學作家，作品並非完全原創，只是在拼湊和疊加史料而已，對於此類觀點，你怎麼看？
嶽南：大師之後再無大師（8）
嶽南：70年前，傅斯年在組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時候，就提出過這樣的口號：“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史學就是史料學。”“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儘管傅氏提出的這個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觀點曾遭到不少人的質疑和批評，但若平心靜氣地思考一下，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在傅斯年與史語所那一代學者的身上與學術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普魯士學派”的影子、蘭克學派的影響，也可以看到實證主義史學的痕跡。史學如此，紀實文學很大一部分就是史學，延伸一下就是傅斯年所說的“史料學”。因而在史料蒐集上下功夫，是紀實文學作家首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環，這個過程將直接影響到作品的成色。史料收集後，當然是要進行拼接融合，就像一個木匠把木頭弄來整過一番手續，做成一個櫃子或箱子一樣，用文學語言的膠水把它們貼合成一部成型的作品。
換句話說，什麼樣的紀實文學才算完全原創？如何去寫才稱得上是完全原創？比如寫傅斯年這個人物，他於1948年底，把整個史語所幾乎完整地拖到了臺灣——這是當時中央研究院十三個研究所中，唯一一個跟隨敗退的國民黨到臺灣孤島的純學術研究機構。赴臺後的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兩年後死在任上。我在《陳寅恪與傅斯年》一書中，只能如實地交待傅公的這段生活，也就是從他離別大陸到死在臺大醫院那一天的典型、有普世意義的事情。對於這段生活，我無法進行“完全原創”，更不能以小說的筆法進行創作。
曾以《羅馬史》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蒙森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歷史學說到底只不過是實際事件的清晰知識，它一方面發現和檢驗可獲得的證據，另一方面依據對造成事件起主要作用的人和當時環境的理解把這些證據編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