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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才出來。所以他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無端找他們這種受人豢養，供人驅使的大力士比武，實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認為，這個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這些大力士，這些所謂“大力士”就是受人豢養的，到這兒來表演掙錢的，我跟他們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嗎？多跌份哪！為什麼還要出來去比呢？是實在忍不下這口惡氣。那麼霍元甲在為國雪恥的同時，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他沒有因此，就是打敗了外國大力士之後，就說明我們中國人強，外國人不行，他沒有這樣。所以他並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武俠小說中的俠義（5）
而霍元甲所說的“報國”的這個“國”，並不是朝廷，而是中華民族。他說：“至於大清的江山，也用不著我們當小百姓的幫扶。”這個小說裡邊，寫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報國，我為國雪恥，是這個民族，不是那個朝廷。所以這裡面，就表現出平江不肖生這個作家，他所推崇的俠義精神。其實是一種人民性，是一種出乎天地正氣，為國為民的大俠精神。
而現代武俠小說，從一開始所奠定的現代武俠精神，後來在梁羽生、金庸那裡，都得到了繼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說，梁羽生、金庸他們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許多基本東西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他們只不過接過來接力棒而已。
那麼究竟如何理解武俠小說中俠義這個概念，一直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很多人推崇我前面讀過的司馬遷說的“救人於厄”，在人困難的時候幫助人。那麼還有人認為，“俠其實是最自私自利的”。這是兩種觀點，相去不可以道理計，這兩種觀點天壤之別。
那麼我很贊同北京大學陳平原先生的觀點。陳平原先生認為：“武俠小說中的‘俠’的觀念，不是一個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可用三言兩語描述清楚的客觀的實體，而是一種歷史記載與文學想像的融合，社會規定與心理需求的融合，當代的視野與文類特徵的融合。”他說了這麼幾個“融合”，就是你說，武俠小說這個“俠”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是一種“融合”，既有歷史上真的武俠的影子，也有我們頭腦中的想像，最後融合成武俠文學中的俠客。所以我們關鍵在於，是考察它是怎麼融合的？融合的趨勢是什麼樣？而不在於，我們去給它進行一個明確的定義，說俠是一二三四五，不在於給它這樣一個定義。但是我們從現實閱讀的經驗出發，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融合越來越賦予俠義以英雄色彩和高尚的色彩。
現實生活中的武俠，它怎麼樣發展，有一條脈絡，我們可以考察，什麼時候高揚，什麼時候低落，什麼時候社會道德很敗壞。比如說，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流氓侮辱婦女，沒有一個人出來幫忙，小孩掉到水裡，沒有一個人去救，有人要救，還要先要錢。現實生活中，俠的精神高揚或者是衰落，它有它自己的一個發展脈絡。有的時候“雷鋒”很多，有的時候沒有“雷鋒”。這是現實生活中俠的情況。但是在武俠文學中，在文學作品中的俠的形象確實好像是越來越多的被賦予英雄色彩和高尚色彩。所以也有人說，正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俠的精神衰落了，所以人們才越來越需要閱讀武俠小說，來彌補他的心靈創傷。
那麼武俠小說的作者和讀者，其實都是從正面，從褒義的角度，來看待俠客的，不論這個俠客是我們的一種英雄夢，還是我們的夢英雄，我們可能是透過閱讀武俠小說，幻想自己成為一個英雄，或者是嚮往那裡邊的英雄，都可能。如果說，作者和讀者都認為，武俠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人，那麼武俠小說就不會存在了。文學作品的存在，是為了拯救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靈魂，正是因為我們現實生活中不滿足，我們對現實的不公正現象有了種種的遺憾，所以才需要藝術作品來拯救我們。儘管在很多武俠小說中，出現了一些自私自利的、假仁假義之徒，比如說，《水滸傳》中就有白衣秀士王倫，《水滸傳》一開始晁蓋他們上梁山之前，梁山上佔據著一夥，其中有首領白衣秀士王倫。再比如，現代武俠小說中，比如，金庸的《笑傲江湖》中有嶽不群，有左冷禪，這些人物都是假仁假義之徒，但是他們恰恰是作為反面形象被塑造的，他們只能說，是一些“偽俠”，不真的俠。所以，作者塑造他們的目的，在於對他們進行否定，而不是肯定。所以說，作者和讀者，在批判和否定這些“偽俠”的同時，並沒有否定俠義精神本身，而是由此反襯出俠義精神的可貴與偉大。
那麼現代武俠小說中，還有一位作家，這位作家以前不太著名，但是現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