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靜齋之大隱於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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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戰略方法：主將出陣，家丁護衛。其他兵卒勝則蜂擁而上，敗則部隊瓦解。當劉綎到達遼東戰場時，攜有家丁736人，最後與之同殉難者竟有其“養子”。

努爾哈赤見到明軍燃點火炬，夜間行軍到達攻擊準備地點，即利用滿軍騎兵之機動性，無時無地不造成區域性的及暫時的數量上之優勢，遂行各個擊破，實際以攻作守。終全戰役，其都城已極少之。守軍防禦，有時無守兵。

明軍攻勢可謂“外線作戰”，顯然以敵都赫特阿拉為目標。但此時努爾哈赤如採取被動，明軍可望合圍，否則即集中兵力兼程猛進，不顧對方野戰軍之出處，先以雷霆萬鈞之力奪取此牙城，亦或小其包圍圈，亦應向各主將剴切表明統帥企圖，指定中間預定之到達線。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殲滅敵之野戰軍，更當加強縱深配備，注意側翼行動，不能賦予某路任務為攻奴酋之某一面。仍可奏效。再不然則依賴數量上之優勢，不計時日，各路穩打穩紮，一面以守作攻，逐漸縮小戰線。

從軍事眼光看來，楊鎬之攻略計劃幾乎鮮成功希望，做統帥的沒有遣派搜尋部隊，敵情始終不明，也沒有指明左翼為主攻、右翼為輔助，僅僅平行並進，四路主將各不相屬，戰線廣袤300公里，自部隊開進後主帥即失去掌握，至兵敗之後，楊鎬始悉部隊已與敵軍接觸。

努爾哈赤這邊卻穩雜穩打，全心全意打這場仗，面對明軍四路圍攻，努爾哈赤不鎞不抗集合八旗兵力，打殲滅戰。首先，以八旗精銳迎擊欲立首功的明軍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雙方對峙在薩爾滸山。努爾哈利用杜松派兵襲擊界凡之時，猛攻薩爾滸明軍，明兵潰敗，勇而無謀、剛愎自用的杜松戰死。接著，努爾哈赤將兵北至尚間崖，擊敗馬林部，馬林逃往開原，葉赫兵倉惶撤退。這時，努爾哈赤回師南下，誘敵深入，在阿布達裡，圍殲劉鋌東路軍，劉鋌陣亡，姜功烈所部朝鮮兵投降。楊鎬聞知三路軍慘敗，急令南路軍李如柏撤回。努爾哈赤用了5天時間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明軍文武將吏死者310多人，士兵身亡者45800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數。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薩爾滸之戰”。此役是關係到後金與明興亡的關鍵一仗。當年六月，後金打下開原。七月，攻佔鐵嶺。從此，努爾哈赤由防禦轉入進攻，明朝在東北地區的統治開始全面崩潰。

在明軍戰鬥方面，北京政局亦影響楊鎬之決心。此時明帝已多年不臨朝，奏摺留中，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補，內閣大學士只有方從哲一人，此人成為眾怨之尤，被攻擊指摘而無餘力，希望能迅速立功。為了建功他曾“發紅旗日趣楊鎬進兵”。使本來就沒有勝算的主帥更加失去掌握，政局不穩，將士在外打仗也困難重重。

滿方將領亦親臨前線，但他們專恃騎兵，組織單純。在戰鬥中，不僅努爾哈赤親率坐騎一千獨當一面，而且其子皇太極、大貝勒、侄爾阿敏臺吉也上場殺敵，引兵打仗。

在內憂外患下，明軍很難有大的作為，幾乎節節敗退，場場陣亡，杜松與劉綎已在當年四月死於戰場，馬林亦於3個月後捐軀，明軍主將4人已失其3，僅有李如柏始終未遇敵，但在戰役之後數日即為監察官糾劾。只因李如柏之父李成梁綰兵符於遼左時，努爾哈赤之父及祖為明軍誤殺。李成梁因努爾哈赤年幼，視之如子侄，給予贍養，是以努爾哈赤與李如柏有兄弟香火情。因此李如柏在戰爭中仍被懷疑，“何以三路之兵俱敗？何以如柏獨全？”或許存在通敵嫌疑。當時明帝仍未置可否。但一年半後遼事戰情更壞，此事再被提及時，李如柏為明志，自殺而亡。

主帥楊鎬兵敗之後立即引咎辭職。但明廷卻仍“姑令策勵供職，極力整頓以圖再舉”。但旋踵之間既失開原又失鐵嶺，楊鎬終被拘押。此人在獄10年，但是並不死於萬曆朝，也不是死於泰昌天啟朝，而於1629年崇禎帝治下棄世。以後繼楊鎬曾為經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於戰場。死罪之中的熊廷弼不僅咎在主持遼東軍事，而且因其地位，觸發而加緊明末北京之黨爭。

薩爾滸、尚間崖及牛毛砦戰事失利訊息傳至北京，都城米價立即陡漲，有識者已預料圍城。雖說以大明帝國尚能掙扎四分之一個世紀，雖說努爾哈赤蔑視火器，以後尚要在寧遠戰場負傷死，但明朝之厄運已無可挽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1619年它已度過生死存亡中的一個轉折點。明朝不能發揮本身力量，不能引用軍事科技非只表現於一時一事，而有官僚組織及社會狀態為背景，積習已成，1619年無非明一朝的弱點無情的暴露。

這場仗是使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