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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雖然弱，但卻是一個大國，擁有數億人口，可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在國家危隊的時候卻只能倚侍一個老人……李鴻章又何只一個裱糊匠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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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頭再仔細看看：
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
李鴻章為中國國計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業，令他身後的國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至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
但是，李鴻章一生所從事的另一種“洋務”，卻使他在生前和身後招致眾多的痛罵，因為根據國人一向的認知，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與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盡心力的努力無不是在把國家的領土、財富和臣民出賣給洋人，這位大清重臣的罪責深重得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大清國沒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統統歸於“洋務”。洋務運動的首領李鴻章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大清國當然的“外交家”。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讓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國有一個“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讓中國人在上一個世紀之交那段悲傷的日子裡終於揪出了一個“罪魁禍首”————李鴻章讓國人因為遭受屈辱而積澱的憤恨在怒斥他的過程中得到宣洩。
李鴻章喪權辱國是從中英《煙臺條約》的談判開始的。那時，英國人的軍艦開入煙臺，日本軍隊開始向朝鮮武裝挑釁，以對大清國構成戰爭威脅。皇親醇親王主張與英國人決裂開戰，而李鴻章的思路是：大清國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貫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動輒開戰，戰則必敗，敗則議和，和則割地賠款。所以，還不如直接談判。於是，1876年9月，《煙臺條約》簽訂。事後，英國人說：“這個檔案既不明智也不實用，毫無意義，是一堆冗言贅語而已。”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想象中更多的利益。
甲午海戰後，清廷命令李鴻章赴日談判。結果，李鴻章在馬關被一名刺客擊中，子彈卡在他左眼下的骨頭縫裡，沒有醫生敢在這個位置下手術刀，李鴻章給朝廷的電報只有六個字：“傷處疼，彈難出。”可面對日本人割讓遼東、臺灣、澎湖，賠款軍費3億兩白銀的“要價”，朝廷在給李鴻章的電報中均是模稜兩可的“著鴻章酌量辦理”。傷痛和心痛折磨著李鴻章。如果採取強硬的態度和立場，只能導致中日戰爭繼續擴大。以大清國實際的軍力狀況而言，戰爭的結果只能是中國的東北被全面佔領；而如果答應日本人的條件，大清國主權和財產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兩害取其輕，這是面對殘局的李鴻章的選擇。
1895年4月，帶著《馬關條約》草約和臉上的繃帶回國的李鴻章成了舉國的“公敵”：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官員說他喪權辱國，民間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銀子，更有人公開宣告要不惜一切殺掉他以雪“心頭奇恥大辱”。
既能殺李鴻章，那幹嘛不去殺日本人？
每一次在國家面臨危機時出來收拾殘局的李鴻章，被國人視為賣國者。結果，有一次，全體軍機大臣在上奏給皇帝的一份奏摺中說了一句：“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就是這麼一句，令李鴻章老淚縱橫。
因為簽訂《馬關條約》，李鴻章被清廷免去顯赫職務，賦閒在京城賢良寺。
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各國祝賀，俄國人特別提到了代表的級別問題，清廷只有派李鴻章去。因為洋人們說，對於19世紀的中國，他們只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清廷。李鴻章以在馬關被刺為由一再推辭，而朝廷就一再堅決不準，當李鴻章認為確實到了“眾望所歸”的時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愛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萬程當赴”。
李鴻章的俄國之行還有一個重要行動，即與俄國結盟，希望“以夷制夷”，以俄國制衡日本對中國的野心。可是他錯了，四年之後，俄國入侵中國東北
李鴻章在給清廷的奏摺中表示：在某種意義上講，大清國已經沒有絕對封閉的國防。西方勢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蝕著中國，更重要的是他們有侵佔中國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國生事，多國構煽”，列強的“友好”和“野心”從來都是攙雜在一起的，大清國對此必須保持警惕。世界發展至今日，一國已不可能關閉國門而安然生存。大清國如果開啟國門參與世界商品經濟的往來，不但可以富強自己，而且因為貿易是雙邊的，等於也就制約了別人，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