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還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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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如此？

我將嚴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願遭世人唾棄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責任編輯（1）

他死十幾年了。

一個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軍隊的人。一個解放後兢兢業業從事文學編輯工作的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一個“右派”。一個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個至死虔誠地認為自己可能對黨對人民有罪，並且毫無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懲罰的人——儘管他也許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麼。

上帝說：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無可辯白。

因為上帝是不會錯的——人的辯白則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於這種宗教邏輯，他從不替自己辯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會震驚於上帝也會犯錯誤的吧？

他是我接近過的第一個“社會主義的敵人”。

“右派”分子是“社會主義的敵人，他們要推翻社會主義”——我的中學政治課本上是這麼寫著的。我的中學政治老師也是這麼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著“右派”帽子或已被摘了“右派”帽子的人遭到嚴酷批鬥時，我雖常常不免被那種種批鬥方式的嚴酷所驚悸，卻隱藏起一個少年的仁慈，絲毫也不流露。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北大荒。是在兵團舉辦的一次創作學習班上。

一天，吃早飯時，我發現多了一位形銷骨立、面容枯槁憔悴的老者，奇怪地問坐在身旁的人：“那是誰？”

“楊方。”

“也是參加創作學習班的？”

“嗯。”

“老作家？”

“老右派。”

“那……”

“他當過編輯，讓他來幫著看看稿，邊改造邊利用嘛！”

我不由得又朝他多看幾眼。創作學習班，成員大多數是知青，飯桌上也在高談闊論小說之類。楊方一言不發，連目光也不旁視，瞅定一部分桌面，默默地吃飯。滿口牙殘缺不全，吃得極慢極慢。他那一張刀條臉，瘦得不能再瘦。兩腮塌陷，顴骨高突，一雙眼睛深深地隱蔽在眼窩裡。面色青綠。每一嚼動，青綠的皺紋縱橫的麵皮便一緊一弛。給我印象最強烈的是他的眉毛，左右眉峰各有長長的兩束，無羈地飛揚著，箭豎著。彷彿除了剪斷，是別無他法使其倒順的。

我離開飯堂時，見他那一桌只剩了他自己，仍極慢極慢地吃著，仍瞅定一部分桌面，目不旁視。分明由於牙齒不健，連一個燒餅還未吃完。他不但吃得極慢，也吃得極小心，一手顫抖地端著碗接在口下，可能惟恐燒餅掉下的酥皮兒落在桌上，被人指責浪費農民血汗。

回到宿舍，聽別人講，我才知道，他原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由於在“反右”鬥爭中說了些“錯話”，被打成了“右派”。即使在當時，那些“錯話”的性質也並不很嚴重。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結果不嚴重也便嚴重了。“右派”的帽子不給他戴上給誰戴上呢？成了“右派”，自然也就被從革命軍隊中“清洗”而出，發配到了哈爾濱，後來據說改造得好，表現“老實”，調到了黑龍江出版社。“文革”中，遭第二次清洗，又被從黑龍江出版社逐出，發配到北大荒，在四師接受第二番改造，當一名注“另冊”的農場職工。

別人還告訴我，他是好幾本書的責任編輯，其中包括《苦菜花》和《迎春花》。當年這兩本書是“大毒草”。所以那與其說是他的成績，莫如說更是他的“罪行”。後來我曾特意重翻那兩本書，卻見印在書上的責任編輯並不是他。或者是人云亦云，造成誤傳；或者因為他成了“右派”，在那兩本書還不是“大毒草”的年月，不便印上他的名字。

他一個人住在我們隔壁的小房間。不是出於照顧，而是因為他通宵達旦地咳嗽。和他住在一個房間的人，是根本無法睡覺的。除了每天吃三頓飯的時候，我幾乎見不到他的影子。而在吃飯時見到的他，一如第一次見到他時的樣子。他患有肺氣腫，正值嚴冬，從住處到食堂，一兩分鐘的路，他也不得不戴著口罩。還患有神經性顫抖症，使人總擔心他吃飯時端不住碗。還患有胃潰瘍——都是“改造”的成果。

有天吃午飯，半個饅頭從他手中掉到地上，被他撿起，已粘了不少土。他想剝皮，剛剝下一小塊，卻不敢往桌上放，不知如何是好。拿著半個髒饅頭，吃不得，不吃又不行的樣子。

我恰巧坐在他身旁，從他手中奪下了那半個髒饅頭，又掰了半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