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甲午年的中日海戰:首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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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的政壇精英們頗為不同的是，明治時代的政治人物對維新諸措施應取的步驟與方向，基本上有著共同的追求和判斷。極少有像李鴻章一樣，陷入政壇各種派系之攻訐中，在維持大局的同時，還要自保。

日本同樣有“開港論”與“攘夷論”的爭論，當高杉晉作正在率奇兵隊與四國聯合艦隊開戰的時候，正在英國留學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立刻返回長州，勸說高杉晉作停止盲目攘夷，“由於進行這樣無把握的暴戰，恐怕要有連續失敗的後果，如果不迅速廢除幕府，還政於朝廷，在謀求我國統一的同時，打破攘夷的謬見而執行開國的方針，則一定沒有希望維持國家的前途。”

此時，李鴻章還在勸說更多的同僚接受洋務運動。

托馬斯·麥格勞認為，在明治維新所有的變法措施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大規模向外國學習的努力。在明治時期的頭10年裡，日本加速引進西方的體制，來自20多個國家的2000多名外國人來到日本，傳授西式的組織、管理和生產方式。明治政府把開支的2％用於僱用外國專家。日本還花了大筆的錢，向歐洲和北美的大學派遣留學生。大批政府要人訪問西方，從英國引入了郵政系統和海軍建設，從法國引進了警察系統和司法系統，從美國引進了小學系統和國家銀行系統，向德國效仿陸軍的發展……日本人把他們素來具備的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賦發揮得淋漓盡致。

日本的NHK電視臺在2005年製作了大型記錄片《明治維新》，重新回頭去解讀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的變化，一所明治維新時期的小學，一些明治維新時期的建築，還有數萬份來自民間普通百姓及上層精英提交的建白書（我們所言之建議書）。他們將明治維新的成功歸結為四個原因，一是教育，二是模仿與創新，三是農民與稅收，四是民意。

1884年，距甲午海戰爆發還有10年，明治政府發表了10年經濟發展計劃，長達30卷，是世界上最早的國民經濟綜合發展計劃之一。在這一年，清朝陷入中法戰爭之中，耗銀3000萬兩，戰勝而求和。

清國在這一刻已經成為日本的標靶，此後10年日本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積蓄力量，他們要用戰爭來證明自己，旁邊這個曾經的老大帝國是最好的練習目標。

丙　恭親王與總理衙門（1）

同治中興的失敗是因為近代國家的要求被證明是與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對立的。……中興政治家和後來緊步其後塵的最後一批極少數真正的中國守舊派的選擇是中國遺產。……對於同治中興的締造者而言，對儒教社會本質作出的調整是必定會產生效果的，但調整卻不是避免滅亡的可行選擇，而是滅亡本身。

——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

回到那個具有標誌性的年代，中國歷史上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時期。

1860年，32歲的英國人巴夏禮志得意滿地前往北京，他的身後是一支兩萬人的英法聯軍，他的身份是英國專使額爾金的中文秘書。

此時，距巴夏禮第一次進入中國已經過去了19年，當年那個窮困的英國小子，因為在澳門學會了中文，從此得以步步高昇。他從未來過北京，但在那些描述京都繁華的書籍中，他不止一次地夢想過那個富麗堂皇之地。

當然，巴夏禮的想法幾乎可以代表身後兩萬多英法聯軍，法國史學家弗勒裡在描述英法聯軍的侵略之舉時，似乎更願意把此行視為一趟傳奇之旅：“他們歷時近半年，遠行6000來法裡，來到一個遼闊而神秘的帝國，大膽深入歐洲人從未涉足的地區。他們雖然遭遇到那麼多意想不到的處境，終於來到那仙境般流光溢彩的財富和珠寶面前，最後，伴著鼓樂聲，步入擁有200餘萬臣民的天子之城——古老而神奇的、被歷史賦予了無數夢想、幻想和幻景的北京！

戰爭似乎已接近尾聲，因為清國的主政者面對大軍壓境時選擇了和談。

巴夏禮，這個英軍專使的秘書，鬼使神差地成為了後來一系列事件的主角。1860年9月14日，清朝派出的談判大臣載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條件，與巴夏禮達成了停戰簽約的協議。但三天之後，巴夏禮卻提出英國使臣向清帝面交國書的要求。

在西方世界，這是通行的外交禮儀。但在中國的大臣們看來，這純屬無禮要求。這一事情的糾纏一度又演繹出“見面跪與不跪”的問題。相持不下之中，清朝大臣們根據自己的判斷，認為擒賊必先擒王，咸豐皇帝親自拍板，於是僧格林沁率部截拿巴夏禮等英法人員3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