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後再無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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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板後的北大已沒有人再顧及傅斯年的死活與歸國後的去向了。有道是福人自有天相，1926年10月底，當傅斯年乘坐的輪船穿過汪洋大海，搖搖晃晃地抵達香港時，命運之神突然降臨到他的面前，一封來自中山大學的聘書悄然出現在傅斯年下榻的旅館，邀請者乃是兩個月前才剛剛從北京六國飯店逃往廣州的朱家驊。

朱家驊，字騮先，浙江吳興人，出生於一個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依靠胞兄朱祥生扶養。祥生在巨賈張靜江創設的“兩浙鹽務公司”當賬房，以此因緣，16歲的朱家驊於1908年赴上海，在通運公司結識了國民黨四大*之一、蔣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張靜江。是年9月，考取同濟德文醫學校。1910年，因受曹礪金、沈士遠、沈尹默諸位學術界名流的影響，朱氏萌生了造反鬧革命的念想。當他聞見報載汪兆銘（精衛）謀刺攝政王訊息後，大受感動，反意更興，乃於6月赴南京，欲謀刺兩江總督張人駿，未果。第二年，聞知一批革命黨人在黃花崗暴動舉事的訊息，神情為之大振，立即與同學徐霽生等發起組織中國青年敢死團，準備暴動。10月，武昌起義，敢死團秘密籌備在滬舉事，朱家驊懷著滿腔熱血，從校園跳將出來，參加了上海商團組織的*行動，並親率青年敢死隊對江南製造局進行了攻擊。當時張靜江與國民黨另一位大佬戴季陶，以及陳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動與斬首行動，四處抓捕朝廷命官進行斬首。一時間，整個上海灘刀光劍影，血氣飄揚，人頭亂滾。朱家驊在一連串的活動中所顯示的才氣、血氣與組織能力，得到了戴季陶的賞識。時張靜江為了配合南京政府誓師北伐，想組織一支能打善戰的“青年軍”投入戰鬥，朱得知後自告奮勇要為張效鞍馬之勞，並很快聚集青年學生及年輕軍官百餘眾嚴守待命。後因南北講和，計劃擱淺。儘管如此，朱家驊與張、戴之間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以後的歲月裡，朱氏憑藉張靜江與戴季陶等要人的關係步入仕途，一路攀升跳躍，飛黃騰達，官至*的*長、省主席、中央組織部長、中央研究院代院長、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等職，終成一代政治巨擘。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卻說同濟大學畢業後的朱家驊，在張靜江的資助下，於1914年自費赴德國留學，攻讀地質學專業。1917年初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決定每年選派各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歐美各國留學，當年選派劉復、朱家驊、鄧萃英、楊蔭榆等七人，於8月14日由滬乘船赴美，此舉乃中國教授留學之始。與此同船的有李濟、葉企孫、徐志摩等初出茅廬的留學生若干名。

朱家驊抵美后不久即轉赴瑞士，後再赴德國柏林大學與工科大學深造，1924年獲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主任。1925年因參加北京學生聲援“五卅運動”等愛國運動，又參加國民黨的翠花衚衕派（與右派有所區別），遭北洋政府通緝。眼望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朱家驊採取韜晦之計，暫時不再吭聲，默默教書，但暗中依然進行革命活動。直到奉系軍閥張宗昌率部入京，被列入緝捕名單，才慌忙棄卻北大教職，於月黑風高之夜潛往六國飯店避難。就在朱氏與蔣夢麟等人躲在六國飯店，經日密謀籌劃如何逃脫的時候，中國歷史上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在廣州市東校場舉行聲勢浩大的北伐誓師大會，中國現代史上具有深遠影響和重大轉折意義的北伐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伐大軍走出廣州，一路勢如破竹，盤踞在南方的北洋軍閥頓時呈山崩地陷狀，從此踏上了萬劫不復的毀滅之途。

朱家驊從六國飯店逃出後，與正在南方的張靜江、戴季陶等人秘密取得了聯絡，時張、戴等人正在廣東組織參與國民黨北伐，而蔣介石正以戴季陶為主要幕僚，並視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以壯聲威，戴乃秘密通知朱家驊前去任事，朱應召前往。戴季陶見朱家驊應邀前來，積極拉攏，並竭力為其步入仕途鋪路搭橋。此前的1926年7月，原孫中山創立的廣東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山大學，以示對這位民國建立人的紀念。更名後的中山大學被國民黨所操控，力主整頓改革，並改校長製為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嚐到甜頭的蔣介石，深知辦學的門道和對黨內勢力擴充的重要性，任命他的鐵哥們兒戴季陶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顧孟餘為副委員長。朱家驊到來後，在戴的薦舉下，順利入主中山大學，與徐謙、丁惟汾並列校務委員會委員，兼地質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