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後再無大師:陳寅恪與傅斯年(全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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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詩人與學者沈曾植去世時，王國維為其撰寫的輓聯，其悲慟之情溢於言表。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後，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願，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2】

陳寅恪借碑文而抒發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噴，再次展現了內在的文化精髓與人性光輝，於蒼茫的天地間揚波激浪，震聾發聵。此文一出，世人莫不為之動容。只是數十年後，當陳寅恪自己在殘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別紛亂的世界時，赤縣神州再也沒有人為其撰寫悼念文章了，只有遠在美國的趙元任聞訊，寫了一篇小文，但鑑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憤感傷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坍崩——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斗，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83】的梁啟超。而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也漸顯頹勢，大有唇亡齒寒，風雨飄搖之勢。

王國維沉湖（3）

早在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癥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並於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隻“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事後，梁的友人、著名醫學家伍連德“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據伍氏的診斷，“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種輕微腎炎，西醫並不是不能醫，但很難求速效”，協和“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歧途”【84】。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操刀者乃是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的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醫療事故，身為受害者，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之語透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仍把西醫看做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並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中，梁啟超對做了錯事的協和醫院“帶半辯護的性質”。【85】文章的最後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86】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為科學所做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928年5月底，梁任公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辭職迴天津養病。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系軍閥，攻佔京師，北洋政府宣告覆滅，旋改北京為北平。清華學校由梅貽琦“暫代校務”，聽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曾留學歐美的“海龜”羅家倫為校長，清華學校由此進入了大學時代。

9月底，梁啟超無意中得《信州府志》等書，不勝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砰砰地叩擊梁府大門上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乾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與世長辭，享年56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