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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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一股父母有問題，兒女受連累的妖風。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親屬有某些政治問題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現再好，也難以升學、就業、入黨、入團和服兵役，等等。“四人幫”的這種罪惡行徑，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政策，使大批青年受到不白之冤，打擊了他們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的積極性。

文章說，明確規定高考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這是招生制度進行重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它受到廣大群眾的衷心擁護。各地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的規定，落實黨的階級政策，使一大批優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機會。影響所及，極大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安徽省蕪湖地區陳炳南同志的來信，生動具體地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由於“四人幫”的流毒沒有肅清，有些單位、有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心有餘悸，沒有堅決執行黨中央關於父母的歷史問題不應影響子女和家屬的指示。他們對考生的政治審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現，而是主要看家庭、看親屬的政治歷史問題；他們不去認真調查分析這些人和事對考生本人有無聯絡和影響，就武斷地作出不能入學的結論，這種片面的、不負責任的做法，是極端有害的，嚴重干擾了黨的政策的落實。竺稼同學來信反映的問題就是一個例子，“應當引起各級黨委的重視。”

文章強調：“父母的歷史或現實政治問題，子女是不能承擔責任的。父母的問題應當與子女區別開來，家庭出身應與本人表現區別開來，政審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那種不認真審查考生本人的表現，只要看到父母或社會關係中有的人有問題，就一概不予錄取，這是違背無產階級政策的。”現在報考的青年，大多數在20歲左右，是在全國解放後出生的，是在黨的教育下長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孫子輩的人了，是靠他們父母的勞動收入生活的。這樣的社會存在，對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產生深刻的影響。“誰如果忽視了這個基本事實，誰就不能理解黨的政策，就不能正確地執行黨的政策。”現在這些青年，絕大多數是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願意為工農兵服務的。所以，“高考政審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的政策，是完全符合這一實際情況的，它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也有利於這些青年世界觀的確立。不論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須認真貫徹執行黨的這一階級政策。”〔71〕

總的來說，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在全國各地引起了巨大反響，被稱為“撥亂反正的第一聲號角”。一個“考”字，在當時猶如一聲號令，使社會風氣發生了根本轉變。透過考試，發現了長期被埋沒的大批優秀人才，調動了年輕人的學習積極性，確立了一個公平的競爭機制，由此推動了中小學教育事業的發展。而且，遭到“四人幫”嚴重破壞的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也隨之得到恢復和發揚。

不可否認，1977年招生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這是主流。但是，招生制度改革畢竟剛剛開始，加之時間緊，又缺少經驗，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在招生錄取過程中，不適當地強調了所謂的階級路線，即在條件基本相同的情況下，應優先錄取工人、貧下中農及其子女。據24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1977年招收的工人、貧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佔錄取新生總數的％。“事實上，各省、市、自治區都注意了優先錄取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女入學。從學校來說，中國科技大學，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學生來自勞動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學，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只佔百分之零點六。”事實充分說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實實保證了工人、貧下中農子女享受教育的優先權，正確地體現了黨的階級路線。工人、貧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升學率保持了絕對的優勢。”〔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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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高考（8）

上述這些情況的出現，表明當時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擾，撥亂反正，依然是任重道遠。

5。　一部小說引起巨大反響，文藝領域開始“解凍”（1）

1977年11月，正當教育界醞釀批判“兩個估計”的時候，《人民文學》編輯部在北京召開了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據說，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為了繁榮短篇小說創作，促進短篇小說創作跟上當前抓綱治國的大好形勢”。參加座談會的有張光年、劉白羽、周立波、沙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