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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裡，什麼保證新生的質量，什麼擇優錄取的原則，什麼黨紀國法，什麼四個現代化的宏偉歷史任務，全都不值一顧，只要他手中有了權，便可以任意行使，執法犯法，為所欲為。在他的帶動和授意下，經過精心密謀策劃的舞弊活動大量出現，諸如改考號，變座位，設“助考”，偷試題，送答案，把整個考場鬧得烏煙瘴氣，使招生工作遭到嚴重的破壞，情節十分惡劣。“這種營私舞弊的行為如不堅決制止，改革招生制度的目的便不可能達到，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也就成為一句空話。”文章把此事看做是影響黨風的大事，認為故城的這起違法事件，“使我們看到整頓黨的作風的迫切性。”文章最後指出，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已進入錄取新生的最後階段，參加這項光榮任務的幹部和教師，要善始善終，圓滿地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神聖任務。在招生工作的各個環節上發生的任何舞弊行為，都要認真對待，嚴肅處理。對有舞弊行為或“走後門”上來的學生，查清屬實，要取消其錄取資格；已經錄取入校的，要堅決退回原單位。〔66〕
儘管招生工作存在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透過這次考試，各地發現了大批優秀人才。中國科技大學錄取了20名十三、四歲的新生，他們成了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學生。中央音樂學院計劃招生130人，結果從17000名考生中一下子就挑選出300多人。用這個學院教師的話說：這些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捨不得淘汰的考生，“水平超過了錄取標準的音樂人才”。結果只得要求增加錄取名額。1月30日、2月3日，中央音樂學院還舉辦了1977年考生彙報演出音樂會。在北京外語學院的口試中，英語口試得滿分的有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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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高考（5）
從考試成績來看，1966、1967、1968年三屆畢業生考得普遍比較好。當時的作文題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題目充滿著濃厚的時代特徵。2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高考作文，即：《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考生是北京市密雲縣知青劉學紅；《緊跟華主席 永唱〈東方紅〉》，考生是安徽省利辛縣上海知青劉建新；《緊跟華主席 永唱〈東方紅〉》，考生是安徽省全椒縣蒙古族青年羅元和。這三位考生都是“老三屆”畢業生。從這三篇作文的內容來看，考生寫的都是上山下鄉親身經歷和遇到的事情。儘管內容是頌揚華國鋒，但就其語言措詞來說，寫得相當生動。在那種“讀書無用論”的環境下，能有這樣的文筆確實不易。有人這樣評價說：“青年中確實大有人才，湧現了一批內容健康、構思新穎、文筆優美的優秀作文。”《人民日報》在發表這三篇文章時還特意加了編者按說：
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行將結束。我們高興地看到，實行招生制度的改革，廣開才路，擇優錄取，為選拔各方面的優秀人才開拓了廣闊的道路。透過這次考試，各個學科都發現了不少優秀的人才，充分顯示了新的招生制度的優越性。儘管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使教育質量嚴重下降，但是許多青年為革命刻苦學習，仍然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這裡發表的三位考生的作文答卷就是有力的證明。〔67〕
利峰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頗為感慨地說：這些“老三屆”考得真好，所以，當時北京市委書記林乎加決定1978年擴招，建立分校。這一下子又擴招了16000人，比原計劃超過了一倍。我們當時的感覺是，年輕人在變，整個國家都在變，在變好，人氣向上，朝著理想的方向走。〔68〕
2月26日，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到：“我國科學、教育、文化戰線摧毀了‘四人幫’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批判了他們炮製的‘兩個估計’的反動謬論，激發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開始出現了欣欣向榮的生動局面。”他還提出了“積極擴大招生人數，加快建設新的高校”的建議。
不久，###和計劃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鑑於仍有一批成績優秀的考生未能入學，根據中央指示，各地應採取積極措施，凡能挖掘潛力的高校，均可在眾多上線考生中再擴招一批新生。
據當年的一位考生回憶，他有幸成為一名擴招生。他說，最初的結果正是這樣，發錄取通知書時，我們一幫朋友全部榜上無名。平心而言，當年我並不覺得十分意外。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北京本是藏龍臥虎之地，斷不缺少高人。何況那年作文的試題《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也與我路數不對，整天與兔皮羊皮廝混，毫無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