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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她是四川人，隻身呆在上海。她喜歡這個城市。我問她為何不找男朋友。她低眉一笑，道，找不到呀。我離開上海的第二年，她終於找了個男友，結婚之後雙雙去了美國。我們亦失去了聯絡。我倒是常常懷念她給我帶來的平靜的歡樂，以及那種極衛生的友誼。
這些年輕人，他們構成了我那一年裡在上海生活充實而多姿多彩的內容。有時候我想，若無這些年輕人的激越奔放的青春，若無他們的希望、夢想、愛情以及腳踏實地的奮發努力，上海哪裡來的勃勃生機同光鮮亮麗！
我住桂平路那一年棉棉亦租住在桂平路。那時她尚未成為“美女作家”，亦未寫成小說《糖》，且單身快活，喜歡晚上出門泡吧。棉花俱樂部就是她帶我去的，因她曾在這裡做過DJ。同去的還有趙波，那時還是吳亮的老婆。把棉棉稱為“美女”，不知是誰的標準。棉棉長得可不敢怎麼恭維。趙波倒是有種吳越女子的清麗嬌白。她二人常在一起，讓人覺得反差很大。她們在酒吧裡是很“鬧”的。尤其棉棉，喝了酒之後率性張揚，目光焰焰地盯著一個小號手看。那小號手二十出頭，還是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但長得體格健壯，一件T恤，一條牛仔褲，英氣逼人。棉棉說，看啦，那小夥子多*啦！乾了杯之後，忽然拍我肩膀一把，道，老何，我要帶你到上海最糜爛的地方去！她的舌頭有點大了。回去的時候，我說我送你們。這才曉得，原來她亦是住在桂平路上。她把自己的租住地做了間音樂工作室。她是那種天生搞藝術的人。衝動、激情、野心、敏感、暴冷暴熱，集於一身。但她相當透明。一切在上海的喜怒哀樂全部是寫在了臉上的。到後來，這一切亦全部是寫在了她的小說裡。
上海還有個好人謝春彥。他是陳村的朋友，畫家，常給陳村的文章配漫畫化的水墨插圖。他喜歡請朋友吃飯喝酒。人到齊後，他走進包廂來，左右胳膊下皆夾了酒，是個極豪爽又極可愛的人。留著魯迅式的鬍子，風度翩翩。有回他帶我去一個懷舊酒吧，是他一位畫家朋友開的。裡頭的一切裝飾皆是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風格。手搖唱機、西洋片、老傢俱、洗臉架，擺滿各處。樓下還有處地方做陶塑。那回去了一些上海的藝術家，做了個很大的花瓶，每個人在上頭簽下自己龍飛鳳舞的名字。老謝叫我也簽上。後來那陶瓶燒好了，一直襬在樓下的一張舊桌子上。我帶小沈亦去過一回，在瓶子上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離開上海，後雖是去過很多回，但一直沒再去過那個酒吧。不知那陶瓶還在不在。那上頭，有我留給上海的一點印跡。與此相關的，則是一堆雞零狗碎但溫馨愉快的回憶。
我相信，有回憶的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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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
沈從文在他自傳裡寫他頭回到北京：“從湖南到漢口，從漢口到鄭州，從鄭州轉徐州，從徐州又轉天津，十九天後，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門的車站，呆頭呆腦在車站前面廣坪中站了一會兒。走來一個拉排車的，高個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鄉巴佬，就告給我可以坐他的排車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議，把自己那點簡單行李，同一個瘦小的身體，擱到那排車上去，很可笑的讓這運貨排車把我託進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寫下——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而我頭一回到北京時已年屆三十，比沈從文長了十歲。是一個初夏日裡，去參加《人民文學》舉辦的筆會。那時主編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說經由他的手發了頭條。參加那個筆會的人有馬原、劉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剛冒頭的文學新秀。而《人民文學》那一時真是虎虎有生氣。我在湖南時，常聽得搞文學的人說，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營養。這樣的說法裡就有從文公的那點意思，因北京有“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上一堂課，對人心靈竟可福澤一年。我便是懷了這樣一點意思，從老北京站下來，心裡頭生起第一個願望是：去看天安門。彷彿去圓一個久遠的夢。而人生亦是從那夢裡頭延伸出來的。
三十歲，被稱為青年作家，帶著以文會友的心情，參加了那次筆會。會議期間去看了兩個人，一個是沈從文公的學生汪曾祺。因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小城無故事》，即是請他來作的序。後來我寫過一篇文章，《關於汪先生》，表達了一個後學對於汪先生的敬仰。他是我認為的中國當代作家中傳統文化同詩意美學最純粹的傳人。他的文學亦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