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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見一見這個明末復社的大佬。
關於張溥此人，史書上多有記載，組建復社，攻擊閹黨，剛直不阿，文采風流，可以說，是明末文人的代表人物。
然而，朱夢龍對這位名傳大明的復社鉅子，卻沒有任何的好感。不僅僅是因為他與復社的理念不同，還因為，這個復社鉅子在復社如日中天的時候，已經忘記了他建立復社的初衷了。
然而，前來拜訪的不單單一個張溥，經過自我介紹之後，朱夢龍竟然驚訝的發現，在他面前的這位俊逸儒雅，風度翩翩的年青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顧炎武。
對顧炎武此人，朱夢龍還是有著相當的尊重的，畢竟能夠說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及‘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這些話的人，與朱夢龍的‘用世’理論可以說，不謀而合。
在朱夢龍看來，空談國家大事，尚不如做一件小小的，可以增加國家實力的一件小事。
其實，張溥也有‘用世’之心，可惜，無法逃出名利的怪圈，當復社成為整個大明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團體的時候，他這個團體的領導人之一，想要逃脫名利的圈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不像朱夢龍，朱夢龍的心冷，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尤其是，朱夢龍擁有著一顆狂熱而又冷酷的愛國心。因為這顆狂熱與冷酷的愛國心，所以，朱夢龍能夠無視名利的誘惑。
而張溥卻不能，因為張溥的愛國心來緣自儒家的忠君思想，這種忠君的思想，並非真正的愛國心，也因此，張溥無法跳出名利的怪圈子。
不說張溥，就算是顧炎武，甚至於明末的絕大多數計程車子，都並非因為‘深深的熱愛著這片土’而成就的氣節。
他們的氣節表現為‘忠臣不侍二主’，與熱愛這片土地，熱愛這片土地上生活的百姓，根本扯不上關係。
雖然說，這種氣節，有時候表現的非常的悲壯與令人尊重，同時也引導著炎黃子孫的民族烙印，但是，卻有著一種天生的缺陷。
從而導致了兩種極端的氣節分歧。
一種是豪邁悲壯的，誓死抵抗外族入侵，以自己手中的武器與鮮血，譜寫出一曲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
而另一種則是令人鄙視的背叛者，他們是因為‘忠君’而存，如若‘君’改，那麼他們也可以給自己一個很好的背叛的藉口，美其名曰‘識時務者為俊傑’，並且盡心的效力於另一個‘君’。
當他們最終成為外族入侵的工具時，中華民族悲哀的民族烙印，使得中華民族無數先祖們創下的輝煌與榮耀，被抹上了一道重重的黑色。
這一道令人心傷心痛的黑色，像是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時不時的會被人所利用，成為炎黃子孫為外人恥笑的藉口。
在朱夢龍來之前的那個時代，‘漢奸’這個詞雖然遭世人唾棄，可惜依然有很多很多的打著‘識時務者為俊傑’名號，甚至於連‘識時務者為俊傑’都不屑打的‘漢奸’。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儒家的忠君思想，讓炎黃子孫的靈魂有著很大程度上的不穩定性，再加上眾多繁雜外來以及本土思想，使得炎黃子孫的思想包容與融合能力非常的強。
但是，同時也造成了思想的混亂與無條理性。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一個主體的民族思想，無論這個民族思想是什麼？要不然，將是一件非常可悲與可怕的事。
炎黃子孫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一種教條式的民族烙印世代傳承，雖然出現了很多的漢奸賣國賊，但是，也出現了很多很多的民族的英雄，每當國家民族危亡之際，他們用自己的生命與熱誠，為這個光輝榮耀的民族，拋灑出最後一滴鮮血，挽狂瀾於即倒，讓這個民族重新煥發出令世人驚歎的生命力。
學歷史的朱夢龍知道，儒家在中華歷代政權中所起的作用，也知道‘儒’已經深深的刻入了這個民族的烙印之中，無論其好與壞，都已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它給了當時的百姓以信仰，規範了當時百姓的行為，也因此，朱夢龍對‘儒’從來都不排斥，他只排斥‘空談’之儒。
面對這個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的‘玄學’，強調客觀調查研究，開一代儒學之風的儒學大家，朱夢龍收起了傲慢的姿態，深深的對顧炎武施了一禮，然後道：“在下未知顧先生親自登門，有失遠迎，請顧先生見諒。”
朱夢龍放著張溥這個復社的大佬不聞不問，反而對另一個復社名士著眼相看，這讓張溥甚是不悅。不過，他這次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