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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問題。但是從本質上說，這一意義到底放之於何處才有價值呢？
一個故事如果具有普世的響應效果，那麼也將是在說明它對於現實生活的介入意義，而這也正是一些情景故事被創造的最大效用。但是這些故事卻並不是在以事實為依據，而是以一種觀賞的情景而被認識的，於是事實往往是，很多情景故事的重要之處都是首先滿足一種審美，而後才是一種選擇性的現實設想。因為一個故事往往不是一個可以對位的現實角色。情景故事具有虛構性、被訴說性、被觀賞性、他項性等。所以故事的不是現實的，不是自身的，雖然它可以創造出眾多的情感理解。
依託於情感性，而最終使得故事只是為了滿足情感的體驗，一直都是情景故事存在的首要作用。也正是因此，事一直都是故事，而生活也是與人們的生活相關的世界。
故事，並不是因為如此，才成為另一個世界的。
存在的資本
公平是否是一種可能，這是所有的現實之中最令人感到難以認識的。而這其中的關鍵問題依然存在，關於權力存在的公平性是否會是一種現實，這一直是值得玩味的。因為政治行為對生命的介入其實一直都是一種基因式的影響。政治存在是人類社會的需要，正是這一需要，使得人的世界有了眾多被解釋的話題。因為實質的被認識中，政治就是一種架構的力量，這一規則影響到的不只是一個政治體，而是政治體的相互關聯性。由此而被認識的也是關於人的定位的複雜性。
以政治為基因的人類社會是一個權力體現的社會，但是即使政治性不存在，人類也是不存在公平的權力關係的。這其中的一個關鍵是人做為其個體的差異性，另一個關鍵是人是其社會運作的被規定者，因為人必然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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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炮轟趙長青：中國，依然是百年前的中國
最近盛傳的，關於對法學泰斗趙長青的指責之聲充斥在各大網路。而且其中竟然有人認為趙長青是“替黑社會說情”，“比黑社會還黑”。這樣的現實表達，似乎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來說是非常正當的，因為重慶黑幫已經被認定是非法的了，而趙長青的這一舉動無疑是為黑幫人物謀皮。
而由此我不禁想起了中國傳統的行法模式以及一些以晚清、民國時期為題材的，特別是香港的一些有關刑辯的電影。在這種屬於傳統的觀念裡，罪惡都是被事先認定的，而在這裡面有著名的包拯下訪陳州的故事，自然也有關於竇娥的故事。在這種認識裡，不管是包拯的行為還是竇娥的現實。我們都已經假定某一方是正確的或者某一方是錯誤的。但是我們是以什麼為基礎而這樣說呢？自然，有些是以主觀的判定，有些是以別人的判斷。
比如說關於包拯的事蹟，從這一方面我們的文化和話語方式認為包拯是正確的。因為這是以國舅的一些具體的惡跡來表現的。比如說當地的貧瘠，民眾的流離，而且重要的是還有“上訪”。這些現實共同構成了關於國舅有罪的現實。而且經過情感性的判斷和查訪，這些得到了語言上的確認。最後，經過最高權力者的決定，一切似乎是可以被“依法處理”的了。
造成這麼的一種現實是因為政治現實的黑暗，這種黑暗是官僚政治的通病。重慶案件也是這種官僚政治的產物。它們的共同現象就是，黑暗的勢力已經成為不公開的事實，已經在社會上成為一種潛在政治——因為它和官方政治是有密切關係的。所以一旦這種現實被揭發，受到包拯這種人的查處，那麼這種黑勢力就自然成為絕對無疑的罪惡了。而它的鏟滅正是社會正義顯現的偶然現實。
這是政治腐朽的一種表現。政府一枝獨秀的政治權力形態造成了社會權力的空白。從而使得和官方構結的黑暗勢力只有另一種官方勢力來打壓，而普通的民眾是沒有這樣的權力的。但是即使這些黑暗勢力以“懈民憤”的藉口處理，處理的結果也是暗箱操作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十惡不赦的人卻依然活的逍遙自在，甚至有些人還依然可以重操舊職。這是一種社會政治結構失衡的可悲表現。因為官僚政治只是在創造一種不被說出的黑色現實。
而關於竇娥的故事的情況可能是這樣的：社會正義的顯現只能出現在創造了社會非正義的官僚內部（另一種可能性就是農民起義）。造成這樣一種現實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也可能是因為民怨太深以至於不得不進行處理，或者是在偶然之間有了比較清廉的當政者。但是這些偶然性其實是於事無補的。因為無論如何這土壤依然是官僚政治的汙泥。而竇娥的事情被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