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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領導永遠正確，說錯了也是正確的，而且還要認真貫徹落實下去。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第一個人提出的建議再好。總會有些漏洞或錯誤；提出的建議再差勁，也有可取之處。後面人加以補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一個可行的方案。領導只有在最後提出方案或者拍板，才能儘可能減少錯誤。如果在出謀劃策的時候，領導率先丟擲了自己的方案，誰會冒著干犯天威的危險說出自己的想法？畢竟否定領導的提案，就是變相質疑領導的能力；否定領導的正確，就是變相質疑領導的權威。
第三。當領導貴在能斷，而非多謀。成語有“房謀杜斷”，可見“斷”至少和“謀”至少同等重要。但在實際生活中。“斷”卻遠比“謀”重要。人誰無謀？吃飽了躺在床上，誰不能想出幾個發財的點子、編出幾個絕妙的故事？然而有勇氣去做下去、寫出來的人能有幾個？
尤其在帝王將相身邊，往往有一大群謀士，面對同一個問題他們能想出十幾種乃至幾十種解決方法，比如袁紹在官渡對戰曹操之時，勝則王侯，敗則草寇，一步踏錯就萬劫不復。在這個時候，你是力排眾議獨持偏見，還是少數服從多數？所以古往今來多謀如張良、諸葛亮、王猛、房玄齡、劉伯溫。都只是一代雄主身邊的輔弼之臣，而不能自立門戶。只有能斷而且善斷的豪傑，才能擇善而從，成就霸業。
久而久之，帝王將相口中的“眾位先生，有何高見”。就變成了類似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強烈譴責”一樣的套話。
楊度搖著摺扇思索片刻，然後答道：“依楊某看來，解決西藏叛亂有上、中、下三策。**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兩大宗教領袖之一，在衛藏、安多、康巴藏區享有重大影響和崇高聲譽。去年十三世**土登嘉措與駐藏大臣聯豫發生齟齬，憤而出走印度，在藏區引起極大的震動。這也是此次西藏貴族、僧侶謀叛，根源也正在此。
“事情發生後，俄國公使廓索維慈曾照會大清外務部，聲稱俄國150萬佛教徒尊崇**，願中國和平解決此事。當時英屬印度總督明託（又譯作閔陀、明多）也曾表態支援**。所以上策就是請大人致電**喇嘛土登嘉措及英屬印度總督哈丁，表示願意迎接**歸藏安輯士民。如此既可以結好**、哈丁，又可以撫綏西藏、平定騷亂，只見其利，未見其害。”
孫元起卻斷然拒絕：“絕對不能迎回土登嘉措！我在北京時曾仔細讀過宣統以來西藏邸鈔，發現土登嘉措與英、俄兩國皆有勾結，並大肆購買軍火，明顯動機不純。一旦中原有事，他必然會在英、俄支援下謀求自立。去年他出逃，就曾多次聲言去印度是為了尋求英國幫助，以擊退中國在藏區的勢力，恢復當年**五世的地位。
“為什麼他要恢復到**五世阿旺羅桑嘉措那時候的地位？因為如今西藏政務卻是由噶廈（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與駐藏大臣的直接領導，但駐藏大臣有單獨奏事權，**卻沒有。如此一來，西藏就處於中央政府有效管轄之下。而**五世的時候，藏區處於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王朝，**喇嘛是獨立王國的最高政教領袖。由此可見土登嘉措的野心！
“去年他出逃印度，我覺得朝廷處理的非常好！順治十年（1653），大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位皇帝冊封**五世阿旺羅桑嘉措為‘**喇嘛’。宣統二年（1910），再由清朝定鼎北京的最後一位皇帝革去**喇嘛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號。真可謂善始善終！我們又何苦作繭自縛，再把他從印度請回來？”
楊度接著說道：“既然如此，那我們不妨勒馬康藏，對西藏叛亂靜觀其變。有利可圖則揮兵入藏，無利可圖則置身事外。如此一來，未見其害，也未見其利，是為中策。”
孫元起對這條計策也不滿意，直接問道：“那下策呢？”
楊度合上紙扇，身體微微前傾：“下策就是等到來年天暖冰雪消融，揮師入藏蕩平叛亂。”
孫元起有些奇怪：“皙子，為什麼說這是下策？”
楊度道：“西藏道路艱險，氣候高寒，物產匱乏。如果派兵入藏，人少則於事無補，人多則糧秣難以為繼。一年中只有半年可以往來，其餘時候都是大雪封山，音訊不通。前車之鑑就是兩年前入藏的川兵！宣統元年（1909年）舉川滇兩省之力，歷時半年才把一標川軍送進喇薩。時至今日不到兩年，全軍上下兩千人便陷入叛亂生死不知。因為此計只見其害，未見其利，是為下策！”
孫元起起身緩緩地說道：“揮師入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