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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重苦難。
在政府和民間雙重努力下，三農問題終於出現重大轉機，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並對農村進行適當貼補，從根本上減輕了農民負擔，改善了惡劣的農村社會生態。——這項批評聲最少、贊同聲最多的善政也被譽為改革開放三十年最重大成果之一！
在清末民初，農民繳納的各種賦稅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來源，其痛苦指數與二十一世紀初相比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能夠適當降低農業稅負、蠲免部分農業稅款，豈不是大有益於三省人民？
第二天一大早，孫元起就急急忙忙找來楊度、章士釗等人，興沖沖地問道：“行嚴，你說如果不出意外，我們現在手中經費足以支撐三年，是不是？”
章士釗對孫元起突然關心財政狀況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過還是很乾脆地答道：“不錯！”
孫元起點點頭。又問楊度道：“皙子，現在我們川、陝、甘三省勢同割據，是不是以後中央政府要我們繳納各種賦稅時，我們可以置之不理？”
楊度審慎地回答道：“理論上我們可以不繳。單是為了讓中央政府面子上過得去，恐怕多少還要繳一點，肯定不會按照以前數目足額繳納就是。”
孫元起一拍手掌：“那就好！皙子、行嚴，我昨天想了一夜，覺得我既然有幸主政三省，總要做些實事造福一方百姓才好。自嘉、道、鹹、同以來國家多事，外則割地賠款。內則叛亂不休，耗費財帑以巨億計，然而一點一滴無不自百姓身上盤剝而來。百姓頭頂烈日腳踏黃土，耕種收穫辛勞終歲，遇豐年而難免饑饉，遇水旱則餓死道邊。論及世間苦難，還有誰能比平頭百姓更加深重？
“《道德經》有云：‘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我們因緣際會接管川陝兩省藩庫。又繳獲雲貴解京的貢銀，足支三年之用。如果我們還向百姓徵繳田賦，何異於逆天行事？所以我想蠲免川、陝、甘三省的三年賦稅。並適當降低田租，聊以紓解百姓倒懸之苦。你們覺得如何？”
章士釗和楊度相互對望了一眼，各自都在對方眼裡看出了否決之意。
作為分管財務的幕僚，章士釗首先答話道：“大人宅心仁厚，體恤民情，實是三省千萬百姓之福，但蠲免賦稅、降低田租之策卻大不可取！”
“為什麼？”孫元起急忙追問道。
章士釗道：“先說為什麼不可以蠲免賦稅。我們推算庫銀足支三年之用，是建立在三省繼續繳納賦稅基礎之上的。只要百姓繼續繳納賦稅，就會每年出售大量糧食以換取銀錢繳納稅款，市場上糧食價格自然偏低。一旦不用交納賦稅。百姓也就不著急售賣糧食，糧食價格就會隨之上揚。
“我們現在僅軍隊就有四個協、一萬五六千人，每日消耗糧草無數，任何一點價格上漲都會導致費用支出大幅增加。如此一來，庫銀就根本無法支撐三年！到那時候就會面臨兩難局面：開徵賦稅則棄諾背信食言而肥，不徵賦稅則府庫空虛用度不足。”
楊度補充道：“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只有遇到水、旱、蝗、兵等重大災害才會蠲免百姓錢糧，而且除了帝王故里、招徠墾荒等特殊情況，一般都只蠲免一年。如今川、陝、甘三省未遭大災，我們一口氣蠲免三年賦稅，明顯有些名不正言不順。而且隨意蠲免賦稅，很容易使得百姓產生抗拒之心。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好比你借一大筆錢給別人，連著三年不去討要，某天突然上門追索，那人會乾脆利落地還款麼？”
章士釗大點其頭：“皙子兄說的極是！百姓之心如平原縱馬，易放難收，最好還是不要輕易開這個頭。”
孫元起有些皺眉：“今年川、陝、甘三省都發生戰事，難道不能成為蠲免的理由？”
楊度道：“那些遭受兵燹受災嚴重的府縣倒可以單獨蠲免。但是不分是否受災、受災輕重，一律享受優惠，未免就有些失之寬泛了，而且也是種大不公。如果真要蠲免，甘肅、陝北繳納的賦稅本來就沒多少，不妨多蠲免些府縣，以示仁政；而陝南、四川向來是財賦重地，則要少蠲免些地方，以確保有穩定財源。”
孫元起又問：“那為什麼降低田租也不可取？”
章士釗道：“在下知道大人降低田租是想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用意極好。只是各省各地田租或高或低本不統一，我們很難加以統一調整。而且這些田租都是地主和佃戶在數百年間相互商議並漸漸穩定下來的，所謂‘常人安於故俗’，無論地主還是佃戶都早已習慣，兩者好比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如果我們強行插足其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