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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聲，他們馬上就會聞絃歌而知雅意，主動找上門來討論條件。據說袁慰庭早已派唐少川（唐紹儀）與革命黨和談，我們可以趁機讓他們在和談條件里加一條：保證經世大學的絕對安全。”
孫元起道：“這很有必要！”
楊度又說道：“派代表參會只對革命黨和袁慰庭有些效果，對朝廷卻有些隔靴撓癢。然而圍攻經世大學的軍隊，正是滿清的嫡系。所以我們還要做第三件事，這就是建議孫大人向朝廷請辭內閣學務大臣一職。”
楊永泰、沈翔雲面色大變：進入內閣是很多官僚的終生奮鬥目標，作為幕僚，怎麼能輕易勸人請辭呢？而且現在經世大學情況危急，學務大臣這個職務還可以發揮很多作用，就更加不能隨便請辭了。
孫元起卻絲毫不為所動，反而問道：“那是不是連四川總督的職務也一起辭掉？”
“四川總督不能辭！”楊度隨即解釋道，“要不是陳其美通電全國準備成立中華民國臨時中央政府，連內閣學務大臣一職也不能請辭的。如今孫逸仙、黃克強等人打算另立國號，請大人出任教育總長的訊息也會很快散佈開來，這時大人請辭內閣學務大臣，就會讓朝廷覺得大人您是一怒之下棄暗投明。偏偏大人在海內外享有盛名。又位高權重，從滿清內閣辭職投入革命黨內閣無疑具有重大影響，讓人覺得北方朝廷大廈將傾。在這種情況下，攝政王、袁慰庭都必然會做出讓步。殷切挽留。
“楊某建言大人請辭，不過是以退為進，並非真的要與朝廷決裂，所以只辭內閣學務大臣一職，而不能連四川總督的職務也一起辭掉。再者說，短短兩個月之間全國三分之二的省份宣佈獨立，袁慰庭和攝政王手中雖然握有重兵。單靠這些武力，嚇唬嚇唬革命黨或許還成，真要用它們來剿滅革命黨卻大顯不足，所以南北分立之勢已成定局。在這個時候，在地方佔據實利遠比在中央獲得虛名要強。從這個角度來說，大人也不能主動要求辭去四川總督一職。朝廷若是以管教無法的名義只准大人辭去四川總督，而不準辭內閣學務大臣，我們豈不是弄巧成拙？”…；
“好。就依皙子所言，我現在就讓人寫摺子！”孫元起當即拍板。
“不急、不急！”楊度合上摺扇，鄭重地說道。“還有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定奪！”
“請講！”
“就是改組預備立憲公會，成立新政黨！”
孫元起這才記得自己還身兼預備立憲公會會長一職，要不是楊度提起，早就忘到爪哇國去了！
在很早以前，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黨”“派”，比如唐中後期的牛李黨爭，北宋後期的新舊黨爭、“元祐黨人”。尤其是明末，政壇上出現了以地域、以政治主張、以師友同門等關係成立的各種黨派，口誅筆伐。刺刀見紅，火爆程度比起今日日本、韓國、臺灣等地的競選絲毫不差。雖然這些黨派在歷史上客觀存在，但是黨派中人卻從來不自稱為黨，因為孔聖人在《論語》中明確說道：“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如果稱自己為黨，豈不是把自己認定為小人？而且歷朝歷代君主對於大臣之間的朋黨也深惡痛絕。必欲除之而後快，所以大家就更不敢大張旗鼓地宣傳了，總是猶抱琵琶、半遮半露。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藏在社會陰暗角落的組織也可以視為“黨”“派”的雛形，這就是白蓮教、天地會、拜上帝教、青幫之類的秘密會社。他們有完整的行動綱領、嚴密的組織結構、隱蔽的發展方式、森嚴的等級制度、成套的接頭切口等等，對中國自興中會、同盟會以來的革命政黨影響非常巨大，尤其是地下黨，在組織形式上簡直與秘密會社完全雷同。
一般認為，中國最早的現代化政黨是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的興中會，此後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都與之一脈相承。在國內，隨著改良主義和憲政運動的發展，戊戌變法前後也出現了強學會、南學會、保國會等具有政黨色彩的社團，它的流裔包括之後的保皇會、政聞社以及孫元起的預備立憲公會。——受傳統的朋黨觀念影響，這兩派都不約而同地使用“會”“社”來命名，而不敢公開亮出“政黨”的旗號。
楊度接著說道：“數年前，朝廷宣佈預備立憲，一時間各種憲政公會層出不窮，爭相招徠官員名士，準備在資政院裡大展拳腳。沒想到革命黨在武昌首先舉義，短短數月之內，先後響應達到十七省，只怕君主立憲是搞不下去了，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必然是共和政體，所以改組預備立憲公會迫在眉睫！”（ 。）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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