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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又說道：“不過，在當今中國興辦實業也非一件易事！比如興辦鐵路、商港、軍工等大實業，國家貧困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然而借外債又會被某些國家主義者詆譭，輕則懷疑你政治操守，重則攻訐你賣國求利。稍有不慎，就會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難啊！
“此外，在興辦實業富國強民的同時，我們必須防止資本家的壟斷。所謂的資本家，以壓榨平民獲取暴利為本分，但對人民的痛苦卻全然不負責任。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所以我們一定要排斥少數資本家，使得最廣大人民享有生產勞動上的自由！”（未完待續。）
三三〇、潤物無聲春有功
當天晚些時候，孫中山在餞別會上的講話稿就被陳訓恩送到了孫元起的案頭。
孫元起看完，彈了彈那幾頁紙：“說起借外債，別人或許還不知道他意中所指；但要說到現今中國最大的資本家，還有誰比得過我？中山先生這番講話，恐怕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啊！”
陳訓恩點點頭：“大人所言極是！此次同盟會在內閣中勢力尚不及我們新中國黨，作為黨首，孫逸仙難免會有怨懟之情。但話說回來，內閣總理唐少川不僅是袁項城的親朋故舊、大人的大學校友，也是他們同盟會的會員，如何組建內閣他心中自有成算，與我們何干？”
孫元起道：“如今南北和議剛剛達成，中山先生主動讓賢，引得全國上下一片讚譽，同盟會也隨之名聲大振。這次同盟會在內閣中吃了悶虧，就算他們想找袁項城的麻煩，也不可能選在這個時候，免得讓人懷疑他們是在挾恩求報，然而總要找個發洩的物件。我們新中國黨改組未久便在內閣異軍突起，一舉佔據三個席位，在同盟會看來，分明是我們強佔了他們的位置；而且敝人、張嗇翁、湯蟄翁等都曾在清政府任職，正是他們革命的物件。如此想來，他們把矛頭指向我們也在情理之中。”
陳訓恩問道：“大人，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孫元起微微搖了搖頭：“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陳訓恩遲疑片刻又問：“什麼都不做？難道就任由同盟會詆譭中傷我們？大人，我們現在可是非比從前！別說在內閣裡隨便搞點小動作。也不用在廣播報紙上散佈訊息，只需我們在軍火、藥品上拿捏同盟會一下，就夠他們好好喝一壺的了！”
孫元起道：“我們之所以要放同盟會一馬。首先是我們不能與同盟會反目，——倒不是我們實力不敵同盟會，又或者不敢與同盟會結仇，而是因為袁項城在邊上虎視眈眈！我一直懷疑我們新中國黨在內閣獲得三個席位，而同盟會僅僅佔據兩個，是出於袁項城的授意。目的就是要挑起我們與同盟會之間的矛盾，好讓他漁翁得利。既然這樣。我們自然不能讓袁項城稱心如意。
“其實是我們不必與同盟會反目，因為在我看來，同盟會未必就能把我們怎麼樣！”
“哦？大人為什麼這麼說？”陳訓恩好奇地問道。
“你認真看看中山先生的講話內容。”孫元起把那幾頁紙遞還給陳訓恩。然後接著說道，“在這番講話裡，中山先生提出了‘社會革命’理念。所謂‘社會革命’，除了重申同盟會十六字綱領裡的‘平均地權’。就是號召同盟會上下在精神上開展啟蒙運動和在物質上大力興辦實業。他為什麼突然這麼提？毫無疑問。他是注意到了敝人這十多年來的發展歷程，認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這般成就，根本原因在於推廣教育和興辦實業。《詩》雲：‘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既然找到了成功秘訣，他們便要有樣學樣，準備教會徒弟餓死師傅。”
陳訓恩頓時大點起頭：“不錯、不錯，大人所言極是！好在我們已經洞見一切，自然不能任由他們胡作非為。大人覺得我們該如何應對？”
孫元起道：“我們以不變應萬變。”
陳訓恩想了想說道：“也是！大人創辦經世大學。據說前期投入數千萬兩白銀，同盟會想辦學校。哪有那麼多資金供他們揮霍？大人所興辦的實業不僅技術精密，而且還有專利保護，就算同盟會想模仿也模仿不來。若是他們自不量力，只怕會落得個偷雞不成蝕把米的下場。”
孫元起道：“如果中山先生真的有志於投身教育、實業，困難並不是很多，也未必不能做出一番大成就！比如彥及你剛才所說的資金問題，其實就很好解決。袁項城為了安撫他，特地授予他‘全國鐵路督辦’的職銜，他完全可以用修鐵路為名向袁項城要錢，也可以成立鐵路公司向國內士紳募股，還可以拿路權向外國銀行抵押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