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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元起也是慣憤然:人心真是難測啊。
王國維繼續說道:“普通小官也就罷了,關鍵還有些大員,比如端陶庵,就派自己管家拿著書信來學校按照仲容先生《契文舉例》中的拓片,按圖索膜,要求借閱相關甲骨。你想想,書中選取的那些甲骨,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是十多萬片甲骨中最精華的部分,人家一張嘴,就想全部借走!誰不知道他這一借,肯定是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他是兩江總督,如果你真要去討還估計連他大門都進不了!
“再比如山西提法使李木齋,軟磨硬泡,非要進存放敦煌遺書的藏經館。等進了館,他很灑脫地朝我一揮手,“你不用陪我,我自己看就好”誰不知道當年《永樂大典》就是被人藏在包袱裡,一本本地偷出來的?他真要在身上藏上幾卷經書,難道我們還能直接搜身不成?”
孫元起也有些猶豫:是不是圖書館對公眾開放的規定有些草率?
王國維嘆了一口氣:“為了保護好這些國寶,我可是得罪了無數人。像對端陶庵的管家只能託辭出外買書,在海王村躲了將近一個月:至於李木齋我和副館長葉直山厚著臉皮,寸步不離,愣是在藏經館裡面陪了他一整天!”…;
“甲骨和敦煌遺書,畢竟有甲天下、藏經館兩個專門的存放地方,看守嚴密嚴禁外借,倒還好些。至於那些刻本、圖書,數量太大,圖書館工作人員很難監管到位保護難度可就大了許多!”王國維滿臉苦惱,“儘管大家都很努力可是雅賊們實在太多,光今年一年,就至少丟失一百三十冊以上圖書!“
看來偷書的讀書人,遠不止孔乙己一個人!
“如果偷書還能防,那麼撕書就防不勝防了!”
“撕書?”孫元起臉色開始發青。
“是啊,有些借書人比較懶或比較貪,看到書中某一頁對自己比較重要,就把它撕下來。書還回來的時候,我們如果不一頁一頁翻看,根本不會發現。
正因為如此,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種書被損毀!”
張元濟在一旁嘆息道:“現在我才知道魏默深的可恨!”
沒錯,魏默深就是歷史書上編寫《海國圖志》的那個魏源。這位清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藏書史上也是位鼎鼎有名的惡人。
首先,他喜歡偷書。據龔自珍《跋泰山刻石殘字》一文記載,他舊藏的《琅挪刻石》和《玉版十三行》拓本都被魏源偷走,以至龔自珍特地寫下這段話,最後說道:“萬勿令此一類朋友入齋中。”魏源南下的時候,他南方的一個朋友直接說道:“賊來了!”(默深行將南來,季氏有言曰:“盜不遠矣。”)
其次,他經常撕書。這是清末另一位著名藏書家葉德輝即現在經世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號直山在《藏書十約》中記載的,說魏源借朋友的藏書,見到應抄的部分就裁害下來,以原書見還。所以葉德輝認為他“太傷雅道。”而且“心術不正”。
“那學校圖書館採取什麼措施沒有?”孫元起趕緊問道。
一八七、滿架堆床是五車
�1�7“怎麼沒有?”。王國維道,“為此,我們已經取消了所有校外人員的外借:即便本校學生,現在也只能外借嘉慶元年以後的書籍,每次限兩冊。其餘都只能在圖書館內閱讀。
“即便是普通借閱,也要事先憑藉有效證件和有效保人辦理借閱證。每次借書,都要在書後的借閱卡上登記姓名。借閱者在借書時,要檢查圖書缺損情況。如果發現損毀,除了登記,還要追湖上一個借閱者的責任:如果沒有發現,而下一位借閱者發現出現損毀,則追究此借閱者。損害者除了以後禁止借書外,還要進行賠償和罰款。”。 “為了防止墨水汙損書籍,圖書館提供鉛筆,嚴謹攜帶其他筆墨進入圖書館。 “至於部分珍貴的宋元刻本、海內孤本、稿本、抄本、校本等,則已存放在終文樓,而不是現在的求新圖書館,借閱手續更為正式。”。
新建的大圖書館,因為朱志堯創辦的求新制造機器輪船廠捐款一萬兩白銀,故取名為“求新”……孫元起明白王國維話中“更為正式…”的意思:如果你不是關係夠硬、臉面夠大、需求不夠迫切,那是一定借不到這些珍稀善本的。
儘管圖書館存在的意義,是面向公眾對知識的需求,而不是什襲珍藏,可現在變成這個局面,孫元起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誰讓咱們中國人多呢?人一過百,形形色色。總有那麼些人,想憑著自己的小聰明,為自己佔點小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