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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兩人諡號都是‘文忠’。‘文正’可遇而不可求，恐怕香帥更期待‘文忠’一些吧。”
孫元起不了解“文正”、“文忠”、“文襄”三者的優劣，就好像農民工很難區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久經考驗的忠誠的**戰士”在現在中國政壇的地位一樣。在他看來，普通人知道這些區別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但他明顯小可了諡號的魔力。
老大人聽聞張之洞去世的訊息，心情大壞，飲食銳減。孫元起聞聽訊息，連忙趕往廉子衚衕探望。結果老大人見面第一句話就是：“百熙，你知道香濤的諡號是文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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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冷眼向洋看世界
轉眼間，老大人過世已經一個多月。
早在老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宮裡邊送來上諭，除了大學士應有的待遇外，孫元起清楚記得有這樣一句：“加恩予賜諡文正。”足以告慰老大人在天之靈，也略略減輕心中的悲痛。
小資文青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時間撫平一切。但孫元起依然覺得懨懨的，做什麼事都沒心情，只是呆在衙門裡的時間明顯多了。
在老大人辭世以前，對於孫元起來說，做官更像在應付差事。在他看來，做官的最大好處就是為自己推廣教材、創立學校提供了不少便利，當然，官場應酬和官員傾軋也浪費了自己不少時間。權衡利弊，做不做官在兩可之間，反應在工作中就是隨心所欲任性而為。
當老大人去世後，孫元起才深切感受頭頂那柄保護傘的重要性。大清可不是天堂，那些皇親貴戚才懶得和你一板一眼地**律、講正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你經世大學裡面建座別墅怎麼啦？現在別人圖謀自己辛苦建立的學校、傷害自己心愛的家人學生，可不會再有人主動站出來替自己擋風擋雨了，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做官不僅是一種達成理想的手段，而是一種責任，也是保護自己的一個憑仗。
在別人看來，張之洞、孫家鼐這兩位分管過學部的大學士是孫元起最堅實的靠山。有他們罩著，別說遲到早退曠工缺勤，就是在學部打滾撒潑，也沒人敢說個“不”字。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短短數十天之內，兩位大學士先後駕鶴西去。孫元起被打斷了脊樑骨，只有每天朝九晚五，乖乖地應卯坐班。
好在孫元起素來沒有明確政治主張，很少發表對時局的看法，既不屬於康梁亂黨，又不是孫黃逆賊，更不是袁世凱一系，暫時不在大清洗範圍內。而且張文襄公、孫文正公剛過世，朝廷就對他們下屬、親信捅刀子，也會招來物議不是？一來二去，孫元起就還在學部左侍郎位置上穩穩待著。
眼瞅著到了1910年西曆新年，孫元起正坐在學部衙門看書，楊度一手抱著報紙、邸鈔，一手搖著紙扇闖了進來，大喇喇地做在左手第一張太師椅上：“百熙，在看什麼書呢？那麼入神。”
孫元起把封面朝他亮了一下：“王靜安的新著《人間詞話》。”
“喲，你也會看這種書？”楊度頗為吃驚。在他印象裡，孫元起看的書，要麼是洋文，要麼是物理化學之類，都是普通士大夫不屑看也看不懂的。沒成想如今也研究起詩詞來，好比薛蟠吟出一句“洞房花燭朝慵起”，怎麼不令人驚詫？
孫元起笑道：“靜安出書，便送了我幾本。雖然看不懂，讀起來卻覺得含蓄雋永、韻味無窮，便拿來做消閒之用，也算附庸風雅一回。”
《經世大學學報》問世短短兩年，就在國內外學術屆聲名鵲起，投稿也日漸增多。到了第三年，學報就不得不分為人文社科、自然科學兩種，分別編輯發行。人文社科一塊孫元起是門外漢，不敢拿喬裝大，主動把主編的位子讓給了羅振玉，自己分管自然科學去了。
去年年初，王國維把寫好的《人間詞話》連載在《經世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上，在文學界引起較大反響。文學和物理，隔行如隔山，孫元起一直不知道還有這檔子事兒。直到有湖北學子向孫元起寫信索要全本《人間詞話》，他才知道王國維有大作問世。當下聯絡王國維和商務印書館，建議出版單行本。事成之後，王國維便送來幾本請孫元起“教正”。…；
楊度搖著紙扇悠悠說道：“天下風起雲湧，百熙卻閉門品詩論詞，真是雅興不淺啊。”
他似乎一年四季手裡都離不開紙扇。天氣晴暖，扇扇還有點道理；這寒冬臘月的，你扇個什麼勁兒？
孫元起放下書卷：“是啊，如今世事紛紜，變幻如棋，各路政要在官場中載沉載浮。只是你我兩個局外人，最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