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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儀容，以才辨見稱”。但縱然是這樣靈巧的辯士卻無法撼動周瑜的意志，歸來見曹操時還讚譽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這一段情節旨在為周瑜“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的胸懷作佐證，但卻成為小說家為赤壁之戰添油加醋的作料。《三國演義》把蔣幹勸降和反間計揉搓在一起，在展現周瑜謀略的同時也表現了周瑜詭譎和驕傲的一面；而電影《赤壁》將蔣幹勸降、反間計和草船借箭揉搓在一起，則是在瑜、亮合作的基礎之上更集中地描繪了周瑜、諸葛亮亦敵亦友的微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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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瑁、張允，被誰冤殺？
電影《赤壁》如法炮製了《三國演義》中反間計一幕，周瑜利用蔣幹傳遞了偽造的降書，使得曹操對水軍都督蔡瑁、張允產生了懷疑，並最終處死了二人，從而為周瑜去掉了一個大隱患，成為赤壁之戰周瑜取勝的關鍵。
蔡瑁、張允確實是被冤殺的，然而兇手卻不是曹操，而是羅貫中。事實上，史書上的蔡瑁、張允並沒有被捲入“反間計”之中，他們甚至壓根就不是曹操的水軍都督。《三國志·董二袁劉傳》談及蔡瑁、張允的時候，只論及二人是劉表的幼子劉琮的黨羽，在劉表臨終時阻止劉表長子劉琦進見，而極力扶持劉琮上臺。隨即曹操南征大軍將至，第一個跳出來勸劉琮投降的卻不是蔡、張二人，而是蒯越、傅巽、韓嵩等一班劉表舊臣。這幾個人共同的特徵就是都是躲避戰亂、客居荊州的中原人士，相比起蔡瑁、張允等荊州本土人來說，荊州的利益對於他們毫無意義，他們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更有好感，更願意納土歸降以求得一官半爵。因此曹操在得荊州後也大施恩惠，給蒯越等十五人封了侯，其中蒯越、韓嵩、鄧羲、劉先甚至坐到了光祿勳、大鴻臚、侍中、尚書令這樣的位列“九卿”的高官。但點名的名單裡並未出現蔡瑁、張允，可見二人雖然也位列歸降眾臣中，也得到了封賞，卻實屬才智平平，未能得到重用。
那麼曹操的水軍都督是誰？史書沒說，我們也不好妄加揣度。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以曹操用人的習慣而言，不可能用外人指揮這支龐大的水師。而曹操早在年初就在鄴城掘玄武湖操練水師，相信都督水師的人選在那時就已經選定。《演義》出於塑造周瑜角色的需要，虛構了蔡瑁、張允統領水師又被冤殺的情節，也使曹操水軍一擊即潰在理論上趨於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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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的真相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用一招“草船借箭”騙過了曹操，同時，作者羅貫中也騙過了天下人。當然，草船借箭並非實有其事。況且，對草船借箭可行性的爭議也一直都沒有中斷過，無論是對曹軍何不用“火箭”的建議，還是對諸葛亮是否能夠準確算定大霧時間的質疑，都體現了這個故事在邏輯性、可信性上並不能十分令人滿意。
然而，“草船借箭”這一故事最大的問題在於損害了諸葛亮這一藝術形象恆定的性格特徵。“諸葛一生惟謹慎”這是眾所周之的熟語，也十分具體地體現在諸葛亮南征北伐中的用兵決策之中，這在《三國志》《三國演義》中都有直觀的呈現，“謹慎”也成了諸葛亮的一個處事特點和性格特徵。然而在《三國演義》的前半部分中，諸葛亮卻屢屢涉險，不是用奇兵火燒博望坡、就是獨闖東吳為周瑜弔孝，其中又以“草船借箭”最為驚險、懸念。雖然每次諸葛亮都能險中求勝、化險為夷，但這樣富有冒險精神的行為卻與他後期謹慎保守的作風相差很大。“古典小說是冒險的敘事。”誠然，在諸葛亮生平記載比較簡略的前半生中，加入一些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情節本無可厚非，但在過度追求情節的“眼球經濟”的同時，主人公的恆定座標也走向了失衡。退一步說，就算將諸葛亮重塑成一個前後半生截然不同的人物，如果敘述的側重點集中在前半生的“輕狂好險”向後半生的“謹慎保守”變化的複雜過程，並將個人的變化與時代的變化相聯絡，將會使人物性格在變化中完善和豐滿，更具藝術價值。遺憾的是《三國演義》並沒有這樣做，也就使“草船借箭”這樣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在全書中處於一個尷尬的位置。
“草船借箭”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線索可查。《三國志·吳主傳》注引《魏略》記載，濡須之戰時，孫權曾乘坐大船去窺視曹操軍營，被曹操發現。曹操使弓弩齊發，東吳船隻一面受箭後船體傾斜，孫權便令船隻另一面受箭，待到船隻平衡後安然返回。小說家就是在這條史料基礎上加工演義出“草船借箭”的故事。相比之下二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