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文學檔案:六十年與六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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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配。這是初級農業社時期的辦法，進入高階農業社以後，已經被取消。1957年的東山塢農業社，當然是高階農業社；此時主張土地分紅，被目為“復辟倒退”，因為顯而易見，用這種辦法分配，“吃虧”的自然是“廣大貧下中農”。矛盾由此而起。提出要求的主要是一些中農成分社員，而農業社副主任馬之悅對此持同情態度。正在這節骨眼兒上，党支書蕭長春及時地從一個工地趕回東山塢，領導貧下中農群眾展開了一場堅守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的激烈鬥爭。他的鬥爭物件，包括馬小辮那樣的地富分子，包括彎彎繞、馬大炮為代表的中農，包括“混進”農村幹部隊伍中的馬之悅、馬立本一類人，甚至還有被階級敵人矇蔽了的貧下中農馬連福。在鬥爭中，蕭長春沉著鎮定、明察秋毫，識破敵人一個又一個圈套，粉碎敵人一個又一個陰謀，提前公佈小麥預分方案，爭取落後群眾，整頓階級隊伍（撤掉馬立本會計職務），瓦解敵人各個擊破，還頂住了來自上級（鄉長李世丹）的壓力，最後，“革命洪流銳不可當。牛鬼蛇神在真理面前，原形畢露，農業社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第三卷《內容說明》，作家出版社，1966））當然，蕭長春也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犧牲——他的兒子小石頭被馬小辮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害死。不過，鬥爭風範和堅定的革命信念，使他從別的方面得到補償和獎賞——純潔的團支書、高中畢業生焦淑紅深深地崇拜和迷戀他。

浩然出身農民，只讀過幾年小學。原因與其說是因為貧窮，不如說是他的家庭充滿動盪。他的父親性情躁動，不安於室，曾丟下妻兒獨自在外飄遊，後來終於為情敵所殺。浩然母親不久也在他尚未成年時病故。浩然因此中斷學業，與姐姐相依為命。

他開始做文學夢，是解放初聽說趙樹理名字的那一刻。他覺得，對於自己，這是一個可以類比的例子。事實上，趙樹理雖然出於鄉村，卻受過完整的教育。考察文學史的流變，不難斷定，浩然的文學夢其實是被“工農兵創作”這一特定時代生成的文學現象點燃的。《講話》發表後，延安文學便把在工農兵群眾中培養文學人材當作一個重要任務，這個方向完全繼承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體制中，一直延續到“*”並且也在那時達到最高潮。而浩然，可以說三十年中“工農兵創作”所發掘出來的最成功的範例。

當然，這個過程並不輕鬆。從秉賦上說，浩然確屬天資卓奇的文學人材。但是，在站穩腳跟之前，他仍然經歷了很多挫折。1956年是關鍵的一年。是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喜鵲登枝》，就像薄薄的窗戶紙被捅破，從此，他登上文壇，並且一路坦途。到1962年，浩然已經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十餘本，在出書極為不易的當時，可謂成就斐然。

1964《豔陽天》（2）

此時浩然作品以語言清新、敘事流暢、人物鮮活、富於泥土味，為人稱道。但是，很大的影響卻談不上。他早有寫作長篇小說的打算，《豔陽天》乃至《金光大道》的素材，幾年前都曾試寫，但寫不下去，半途而廢。“一氣寫了六年短篇，出版了十來個短篇小說集”（鄭實採寫：《浩然口述自傳》）的情況下，無論從創作的格局，還是在文壇的影響來說，浩然都覺得自己應該有所突破。對他來說，突破的難度，主要在於精神力不夠。他的寫作才華，出類拔萃，然而文學這一事物，比到最後，往往比的是精神力。而精神力的培養，離不開多讀善思，其中多讀又是基礎，杜甫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雖然多讀未必善思，兩腳書櫥也有的是，但是肚內空空卻能做到善思，倒真的是聞所未聞。浩然小時候受制於生活條件，讀書不多；成年後為了早點在文壇出人頭地，也是練習寫作的時間多，潛心讀書的時間少。這當然並不能怪他，像他這樣的“工農兵作者”，成功路上實在充滿艱辛。不過，當他意欲更上一層樓時，精神資源單薄的確是擺在面前的一道現實障礙。

那麼，他是怎樣找到突破口、完成了長篇小說《豔陽天》的創作的呢？

1974年12月9日，浩然在“中央‘五·七’藝術大學戲劇學院編劇幹部進修班座談會”上做報告，題為《生活與創作》，其中一段講到《豔陽天》的由來：

我在寫第一部長篇小說《豔陽天》以前，寫了將近一百個短篇，應當說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說幾乎全部作品都是寫一般的新人新事的。從拿起筆來一直到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召開，這樣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從主觀上說，我要很好地配合黨的政治運動，想使自己的筆能夠很好地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在怎樣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