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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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變法的呼聲極為高漲,而朝中的守舊派卻緊緊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圍,不願變“祖宗之法”。為形勢所迫,慈禧不能不暫時放一點權力給光緒,讓他先變一變法,等變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殘局的姿態居高臨下地整治光緒。這種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撓變法高明得多。於是,慈禧太后在加以嚴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緒試行變法。
光緒和梁啟超等人獲悉慈禧太后同意變法,驚喜若狂,以為變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了《定國是詔》,這實質上是變法的宣言書,詔書斥責了頑固守舊的官僚,指出變法圖強是救國的必由之路,還對頑固官僚空有救國之言而無救國之實的虛偽情狀進行了揭露。
這道《定國是詔》既表示了光緒變法革新的堅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感到了極大的震驚。從這一時刻開始,光緒帝接連不斷地下詔進行變革,慈禧太后則在調兵遣將,準備用武力扼殺革新運動。
光緒於6月16日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召見了康有為,破了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成例,並且長談達兩三個小時。在這次召見以後,光緒不僅對變法更加增強了信心,對變法的內容也有了一定的認識。這樣,光緒就坐在他的龍椅之上,大發革新詔書。
在隨後的一百多天裡,光緒共下詔書一百一十多道,有時一天竟達五、六道之多,內容包括:設立學堂、學習西學、派人出國遊歷學習;改革科舉、廢除八股;獎勵創辦報刊、提倡上書建議;鼓勵修鐵路、開礦業及農工商業;獎勵新發明、新著作;撤驛站、辦郵政;裁減官員、精簡機構、改訂規章條例;改革軍隊訓練、對海陸軍用新法操練;改革財政、制訂財政預算;准許旗人自謀生路等。
毫無疑問,這些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對於增加中國的國力是大有好處的,但其中許多措施觸及了封建守舊派的觀念和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恐慌和憤怒,他們鼓動慈禧太后堅決消滅改革。
慈禧太后一則對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舊派的代表,根本就沒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質,更重要的是,她絕對不願意放棄權力,如果光緒的改革繼續深入發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贏得了人心,她就再也無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決不允許光緒的改革獲得成功的。
當時許多守舊大臣也對維新措施陽奉陰違,拒不執行,不僅當面“勸諫”光緒皇帝,還壓住詔令不往下傳,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緒就罷了許多人的官。在處理一次扣壓奏章不報的事件之中,光緒一下子就罷了6個大臣的官,造成了轟動一時的“罷黜六堂官”事件。
當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光緒的警惕,她躲在頤和園裡,對光緒的一舉一動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達《定國是詔》的時候,慈禧就連下三道“上諭”,罷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緒失去了左膀右臂,並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須到太后面前謝恩,牢牢掌握了人事大權。
“六堂官事件”後,慈禧更是加緊密謀,讓掌握軍隊大權的榮祿調派軍隊,包圍北京。榮祿就把當時清朝最為精銳的幾支陸軍調到了北京的周圍,一是把聶士成的甘軍調駐天津,二是把董福祥的武毅軍調駐北京西南。慈禧還派親信重兵嚴密護衛頤和園。這樣,慈禧就有恃無恐了。
相對於慈禧太后的十萬雄師,而光緒的改革者只是幾個文弱書生。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授予了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擔任軍機處章京,做文書工作,人稱“軍機四卿”,再加上康有為、梁啟超,也不過六人。而這些人一點軍政實權都沒有,只能今天上一個奏章,明天上一個奏章,連光緒的面也見不上。而光緒呢?只是今天一個詔令,明天一個詔令,沒考慮能否實行下去。這種變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實際操作上,無異於小孩過家家。
光緒對於慈禧太后的陰謀一無所知,只是從每日朝見慈禧太后的感覺中,覺察到大勢不妙,於是,他寫了幾道“密詔”,要康有為到上海辦報館,實是要他去避難。等光緒密召楊銳入宮,向他說明緊急情況,要他設法時,楊銳驚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書生氣十足的話:“這是陛下的家事,應當同你家裡人商量。”至此,光緒已完全絕望,他慌急、焦躁、憤怒,但卻一籌莫展。
他是個聰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斃。但他還想作一番努力,當時,袁世凱正在北京,光緒就於九月十六日召見了袁世凱。在光緒看來,袁世凱對維新變法一貫表現得較為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