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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門，老闆正好在，一看亞楠和就他很熟悉，寒暄了幾句就開門見山說明了來意。那老闆40上下，也是人高馬大。我感到特別羞愧，堂堂男人向人家要東西，有嗟來之食的感覺，心裡不是滋味。看著亞楠嘻嘻哈哈的樣子，我也故作滿不在乎。沒想到，人家老闆聽明白我們的意思後，二話沒說，指著一屋子的西服，就說了仨字：“隨便挑！”
我的心情一下子暢快了很多，不知道是感激還是興奮，覺得心裡暖暖的。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我非常感謝這個西北漢子的仗義。直到今天，仕奇的專賣店依舊在那個地方，門臉兒大了，生意更紅火了。好人有好報呀！
我拿了店裡最便宜的兩套衣服，一身灰蘭色，一身淺色，店員幫我打好包，我們道了謝，走出店門。迎面看到了美術館的大樓，到地鐵的路上還經過文化部招待所。我拿著這兩身珍貴的衣服，心中又一次暗下決心，我必須成功，不然都對不起這兩套衣服。
錄影的當天簡單而順利，是中央電視臺的資深化妝師李英給我化妝。很久沒化妝了，已不習慣看粉墨登場的自己。我到衛生間將化好的妝擦去了一部分，想盡量自然些，直到今天我都不喜歡化妝，只要不影響拍攝，總是素面朝天。
節目的要求很簡單，我只是和許戈輝在演播室中將串場的詞錄一遍就行，每回幾乎都是一次透過，因為詞我已經背得滾瓜爛熟。錄影後，我換下衣服。到中午了，繼續去打盒飯。
我和導演高立民一起進機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別仔細地看自己，明顯有點傻，明顯不自然，說話再慢點就好了……我給自己找出無數的缺點，攝像機總是能誇大人的缺點，經常在機房裡覺得自己“慘不忍睹”。也經常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到機房看上一段，忽然就問：“這小夥子是誰？”
每聽到這樣的問話，我都自我安慰地當成是在誇我。
我坐在機房的角落裡，像個劇務一樣地送水送飯，進來的人不會注意我，但是他們至少注意了螢幕上的我。我是一名電視節目的主持人，我不求在生活中光彩照人，但要在螢幕上引人注目。假如我能被中央電視臺接納，首先我要被觀眾接納，我相信，命運在自己手裡！那個時候，白天工作，晚上做夢都說：“東西南北中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天到14樓打水，我在電梯裡碰見了趙忠祥老師。趙老師長得和電視上一樣，有點胖，站在他身邊，我的心突突地跳。趙老師在觀眾尤其是中央電視臺員工中有一種莫名的威信，大家對他的尊敬既不是出於地位也不是名氣，來自一種內在的力量。趙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說到了心裡“十分想見趙忠祥”。站在他身邊手拎著開水瓶，心想：有沒有那麼一天可以和他一起站在螢幕上呀？我撿了根竹竿，頹廢地躺在床上，捅電視上的頻道按鈕，從一捅到八，再從八捅到一。
熬機房是一個艱苦的工作，空氣渾濁，不見陽光，“躲進小樓成一統”，卻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終於編完了，孟欣要來審看，之後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邊心裡盤算：會給我打一個什麼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隱隱地期待著什麼。
於是等待。
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東門；在辦公室；在策劃會上——
今天的等待最具體，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只讓我玩一把，過把癮就走！沒關係，只要曾經擁有過，至今我不後悔。我站在一邊胡思亂想。節目審過皆大歡喜，機房的技術員熟練地上字幕。這時，技術員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朱軍名字前面打什麼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極其不經意說出了三個字，技術員照辦。周圍沒有任何人流露出驚異或是質疑，依舊沒有喝彩和祝賀，大家平靜地繼續後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經歷了翻江倒海的激動，我強忍著——
我害怕，沒有任何名分的我可以被叫作“嘉賓主持人”，或者“特約主持人”，如果這樣就意味著我只有這一次機會，就意味著我只是在中央電視臺領了一個紀念品，接下來我就要打道回府，而我的努力都將化作遺憾。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終身難忘的一天，我慶幸它成了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孟欣走的時候，我膽怯地說：“謝謝孟導。”
孟欣只是笑了笑，高立民也衝我笑了笑。現在回想，當時我沒有任何正式手續，身份還是蘭州的軍人，高立民老師毫不介意地將我領進大門，孟欣導演堅決爽快地收留了我，鄒友開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