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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1年前，楊瀾不經意間的一個提議，讓當時還在蘭州工作的朱軍，有了躁動不安的“白日夢”——“進軍”中央電視臺。然而當他攜帶家中全部積蓄2000元錢隻身來到北京後，卻遠不是想像中的順遂人意，而是這座城市對他這個“外地來京打工人員’的冷落。拒絕、孤寂、漠然和生活無著，使他一面想就此止步“打道回府”，一面自我寬慰“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這其中的跌宕起伏、懸念層出，似乎讓人走入了小說情節，但毫無誇張的都是朱軍實實在在真真切切的經歷。當他做成《藝術人生》之後，張越曾推心置腹地說：“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而朱軍覺得，還得信那句老話： 機遇，從不光顧毫無準備的人！ 那麼朱軍究竟“準備”了什麼？在這裡，朱軍一一生動道來：父母近乎“苛刻”的家教；偵察兵脫胎換骨的磨礪；才藝上的天賦和痴迷；目標確定後固執甚至“愚訥”的追求；當然還有因為好心眼積蓄的好人緣，所有這一切讓他經歷中有數次不可思議的機緣巧合，極為傳奇。  
簡單生活（圖）
被人知道，受人關注，是所有成長中的年輕人的嚮往，我忽然有了這種夢想，並且有了之後就很難泯滅。 到中央電視臺之前，我是蘭州軍區戰鬥歌舞團的相聲演員，兼任團裡的節目主持人。當時主持人在舞臺上還有一個更貼切的稱呼：報幕員。常年相聲的基本功，繞口令，貫口的功夫，使我當個報幕員還是遊刃有餘。由於我是部隊老兵，形象還算一身正氣，嗓音尚屬渾厚，是八十年代比較標準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形象，所以在“蘭戰”穩步發展。 當時在部隊生活比較簡單，有那種單純的快樂。我和譚梅也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小家，乾柴細米，不漏的房屋，加上嬌妻的陪伴，日子也還悠然自得。由於我和譚梅都在部隊文工團工作，我們並沒有感受到過多的生活壓力，我有300元左右的工資，兩個人加起來月收入有500多元。  ＇返回目錄＇  
小富即安（圖）
那時我在蘭州已小有名氣，經常被邀請主持一些社會活動，所以常有些“外快”補貼。團裡吃飯免費，給演員發飯票，吃不了可以換成錢。那時，還不懂理財，不像現在的小兩口，供房供車，還銀行貸款。我們那時侯不用，再加上部隊文藝工作者處處受到大家尊敬，所以對自家的小富即安，十分知足。在我生活的城市，我擁有的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忙的日子我就騎著我的摩托車，帶著譚梅到蘭州最美麗的濱河路上兜風。 其實，我是個野心不大的人，如果沒有命運的垂青，機緣的巧合，我設想自己的今天應該就是住在蘭州一幢比較普通的居民樓中，可能會有一個快上初中的孩子，沒準正希冀著買輛家庭轎車或供著一套新的房子。其實想想，大多數人都這樣過著恬靜、淡然的日子，至今我也不認為這樣的人生碌碌無為，只不過有些時候，人生是可以在一個不經意的決定中改變。  ＇返回目錄＇   。 想看書來
初識電視
1989年的元旦，甘肅電視臺籌備一臺軍民“雙擁”晚會，節目除本臺主持人外，還要從部隊文藝團體中挑選一個主持人。說是主持人，不過是報幕員換個體面說法而已。當時的甘肅電視臺文藝部主任紀天智親自為晚會挑人。於是，凡在部隊文藝團體裡的“報幕員”都紛紛被叫來面試。 那時電視對於我來講，與“電視機”基本上屬於一個概念。至於電視節目製作的過程，我和為數眾多的觀眾一樣充滿神秘和好奇。到了電視臺，一切都覺得新鮮，也對那些忙碌的編輯記者從心底裡羨慕和敬重。導演跟我聊了幾句家常話，就讓我回去了。當時覺得電視臺辦事效率真高，來了就直奔主題說事，說完就走人。那次對電視根本沒來得及產生興趣，權當是組織上交給的任務。唯一想到的是要真的上了電視，朋友們在家裡就能看見我，多有意思！但是，出門後回家，很快就把這件事情忘了，繼續以往的生活。 幾天後，我因為感冒發燒，在家休息。迷迷糊糊中接到“蘭戰”領導的電話，通知我到電視臺商量節目的事。渾身痠軟的我只好帶病前往，當時只有一個單純的想法：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命令。到了電視臺，我仍在藥力作用下昏昏沉沉，隱約聽見領導讓我當這臺晚會的主持人，而且錄製時間近在眼前。這無疑是軍令如山，沒有後路可退。 於是，我一口氣打了八支柴胡，吃了一大把各種感冒退燒藥，就踉踉蹌蹌去了錄製晚會的禮堂。與導演交流了一陣之後，剎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