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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讀完河岸上的小學，進媽媽她們工廠的子弟中學念初中，初中的時候開始打電腦遊戲，打檯球，也打群架。初中畢業，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為止，然後在躁動的年紀打情罵俏地走進父母的工廠上班，再然後，就是呵斥他們在筒子樓裡橫衝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極少數非常優秀或非常不爭氣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個時候，江校長還是江老師。江老師在我們的筒子樓裡是個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學裡教物理，課講得極好，經常輔導我們這些小孩子做數學作業。他們說他是個怪人，四十歲了還不成家。後來，他和我媽媽之間的“緋聞”雖說進一步惡化了媽媽在水房裡的人緣，卻絲毫沒影響他在筒子樓裡的聲譽；再後來，當他講課的名聲越來越大時，被一所重點中學挖去了；再再後來，他和我媽媽結婚了。我們在筒子樓裡的最後一夜，媽媽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長長地嘆了口氣，說：“小東，從明天起，我們就再不用跟別人合用廚房廁所，再不用拉蜂窩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東你高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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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2）
媽媽離開筒子樓沒多久，那間工廠就停產了。但江老師的運氣一直很好，用“扶搖直上”形容不算過分。終於，不到十年的時間，江老師變成了北明中學的江校長。後來江校長，也就是我爸幫媽媽找了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工作，我覺得這工作適合她。她和江校長沒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間工廠正式宣佈破產。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經常在這個城市裡看到昔日水房裡的某個女人在送牛奶，某個頂樓上的單身漢在街角支著修腳踏車的小攤，或者某個“學雷鋒先進個人”在寒風凜冽的早上把晨報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許這話由我說是不大好，但我確實從那時起感覺到“命運”這東西。特別是，我媽媽，她依然是美麗的，這些年她養成了定期做面板護理的習慣，總是和她新認識的朋友討論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經跟天楊講起過這個，她笑笑，她說我的話讓她想起香港有個寫小說的叫亦舒，她的小說裡說：在寒風裡的公車站站上四五個小時，再美的美女也是“塵滿面，鬢如霜”——這就是十六七歲的天楊。她看過的書太多，這妨礙她體會*裸、未經矯飾的人生。我不是在為我自己不愛閱讀找藉口。
後來那工廠就被拆了，連同宿舍區。因為種種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來。直到治理護城河的時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時間，這地方像個廢墟一般荒涼。有一次放學，我和天楊就走到這河岸上。這河堤離我們學校很近。我們就踩著雜草、沙礫和小石子安步當車，我給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麼地方玩，她顯然興趣不大。廢棄的樓群裡有個老太太在一堵斷壁後面賣風車，她一定要我買一個送給她，她說那是因為她覺得“老奶奶很可憐”。
沿著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條通向鬧市區的街道。河堤的盡頭是個永遠浮著塵土的公共汽車站牌，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會有個這麼動人的名字。天楊得意地仰起臉：“我知道這兒為什麼叫‘雁丘’。”
“是我爺爺跟我說的，”她說，“你聽說過‘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吧？”
我說：“是不是金庸寫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聲音很好聽，“是元好問寫的！”“元好問是幹什麼的？”“元好問是詩人，是……五代那時候的吧？”她歪著頭想了想，“這不重要。重點是：這句詩其實說的不是人，是兩隻大雁。元好問他就是在這兒，這個河堤上碰見一個獵人，手裡拎著兩隻大雁的屍體。獵人說，他本來是隻從雁陣裡射下來公雁的，可是那隻母雁看見她老公死了，也飛下來撞死在岸邊的石頭上。然後元好問把它們倆的屍體買下來，葬在一起。就葬在這岸邊上，所以這兒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沒看出來，這麼個鳥不生蛋的地方。”“江東，”她突然換了個很認真的表情——我猜得出來她想說什麼，“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會不會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對了。“你千萬別死。”我說，“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個，還得重新適應脾氣愛好什麼的，何必費事。”話沒說完，一記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說。“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聲中，我發現黃昏來臨。這堤岸很荒涼，對我們來說或許是件壞事，但是對夕陽來說，再好不過了。瓦礫，雜草，沒有機器聲的工廠，沒有炒菜聲的筒子樓。夕陽終於有了機會在這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