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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種語境是先生為風雨漂搖的舊中國沉重、厭倦、擔憂的心態的反映，比“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棗樹”這種描述要來得舒緩得多，也極好地呼應了“我打一個哈欠，點起一支紙菸，噴出煙來，對著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緻的英雄們。”這種精彩絕倫的結局。
孩提時代，我模仿過這種寫作手法，在作文的開頭寫到“媽媽給了我兩隻水果，一隻是###，一隻還是###。”老師的批註是“多此一舉”，說如果全文都是這樣的話，那就是廢話連篇了。我就不明白，同樣的一種寫作手法，怎麼在大師那裡就是語境極佳，而在我這裡就是毫無意義呢。
好在我沒有就此一蹶不振，早點出書、多出點書的思想一直與我相伴到了中年。
我的第一部“花”，寫人的事業情感歷程，人物全部從飯局、城市中出場，欲語還休的情感戲寫得我夜夜難寐；第二部“花”，寫人的種種感悟，偶得的妙句和詩一樣的語言讓我每每睡得心滿意足；第三部“花”，寫事的紛紛揚揚，事件的精彩和離奇及又符合邏輯性使我時時處在半夢半醒之間。
從睡眠質量可看出我的寫作狀態，一把花折騰我一次。
三本書的共同特點是：按照編年史及結合順敘、倒敘、插敘、錯敘的寫法洋洋灑灑地描述了我的小學、中學、大學、工作的時光，向人們講述了“美好的愛情、難忘的友情、可貴的親情。”三部書均妙語如珠，幽默詼諧，歡快過後有沉重，笑聲過後有思考。
也有一些遺憾，人物刻畫得不夠豐滿（這不能怪我，我的主人公們都太瘦了），情節上有些拖沓（我總想把一件事反反覆覆講清楚），語言上有點貧乏（我知道的形容詞已經全部用完了）。只要是批評，我總喜歡強調客觀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