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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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個冬日，辜鴻銘的監護人去倫敦辦事，他偷閒去會女朋友，那位蘇格蘭少女很頑皮，拿著他烏黑的長辮玩賞了好一陣，有點愛不釋手。辜鴻銘一時衝動，將父親的教訓拋到九霄雲外，就對她說：“你要是真心喜歡，肯賞臉收下這條辮子，我就把它剪下來送給你。”於是，咔嚓一聲，那條長辮轉瞬間便更換了主人。

在愛丁堡大學求學期間，每逢星期天，辜鴻銘就攜帶紙筆，像大偵探一樣，去圖書館搜尋孤本秘笈，一旦找到，立刻抄錄下來。五六年間，他光是抄書就有數十種。同為愛丁堡大學的高材生，李提摩太最怕與辜鴻銘交談，因為他讀書雖多，在辜鴻銘面前，卻顯得孤陋寡聞。二十歲那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其後，他遊學歐洲多國，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工科學士文憑。大約在1880年，辜鴻銘回到馬來亞，入英屬新加坡殖民當局任職。人生的重大轉變往往是由於某個機緣促成，有時是一件事，有時是一個人。正當辜鴻銘瞻望前途舉棋不定時，他幸運地遇到了《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1844—1900）。當時，馬建忠在巴黎獲得法學博士，奉李鴻章徵召，回國入其幕府襄助洋務，他途經新加坡，寄寓在海濱旅館。辜鴻銘慕名前往訪晤，兩人都有歐洲留學的背景，因此一見如故。三日傾談，馬建忠舌粲蓮花，極贊華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源遠流長，竟使辜鴻銘恍若醍醐灌頂，其人生觀和生活方式頓然作出180度大轉變。他毅然決定返回祖國，研究經史。我在新加坡同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為正是他——這個馬建忠，使我再一次變成一箇中國人。儘管我從歐洲回來已經三年多，但我還不曾深入瞭解中國的傳統思想和觀念世界……自己仍保留著一個假洋鬼子樣……

我同馬建忠相遇三天後，即向新加坡殖民當局提出了辭呈，不等其作出答覆，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檳榔老家。在那裡，我告訴我的堂兄，即我們家那位家長，說，我願意蓄辮並改穿中國服裝。迴歸中土四十年後，憶及往事，辜鴻銘對馬建忠當初給他指點迷津仍感激不盡。

馮當幕僚，還能當教授（1）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辜鴻銘由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趙鳳昌（或謂楊汝澍）推薦，受聘為總督衙門的德文譯員。他從此追隨張之洞，由廣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間在南京短暫任職），總計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剛入張之洞幕府時，辜鴻銘的洋文雖然出眾，國學卻尚未入門，一代鴻儒沈曾植頗為輕視這位假洋鬼子，對他說：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辜鴻銘受此刺激，從此寢饋於中國典籍之中，十餘年後再向沈曾植挑戰，沈曾植即高掛免戰牌。

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中，辜鴻銘曾寫到張文襄（之洞）對他，“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稍衰”，“餘隨張文襄幕府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聽”，“張文襄嘗對客論餘，曰某（辜）知經不知權”，瞧這幾句話連皮帶餡，實際上是三分感激夾帶七分牢騷。張之洞少年得志，擢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稱“探花”），點翰林，放學政，其後久任封疆大吏，辦洋務，倡新學，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八個字一度風靡國中。但張之洞的骨子裡仍滲透了舊文官習氣，用人首重門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於喝過洋墨水的人材，僅僅充為譯員，很難得到他的舉薦。辜鴻銘通曉歐洲多國語文，在外交場合為張之洞掙足了面子，卻仍然只是處於養而備用的境地。張之洞是大傲哥，辜鴻銘也是大傲哥，一個是上司，一個是下級，難免會有衝突，會有頂撞，兩人居然能長期做到彼此諒解，相互包涵，已屬難能可貴。辜鴻銘擁有足夠的閒暇，不見得就是壞事，他沉潛於六經子史之中，欣然感嘆：“道固在是，無待旁求。”一旦對儒家經典心領神會，他便在英文刊物上發表介紹和評述中國文化精華的文章，歐洲學者正是從他豁開的這扇敞亮的視窗看到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處，因而感到驚奇和興奮，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與辜鴻銘用書信探討過中國文化對現實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麥文學與社會評論家勃蘭兌斯也在長篇評論中對辜鴻銘批判歐洲文化的觀點表示激賞。辜鴻銘還做了一樁拓荒性質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譯“四書”中的《論語》和《中庸》，把文化輸出這一專案做得十分到位，因此在歐洲知識界掙得持久不墜的聲譽，也可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辜鴻銘靜待時來運轉，一等就是十七年。張之洞突然想起這位模範幕僚雖然孤傲，倒也精明，卻遲遲未獲提升，自己做老闆的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