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與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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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南北議和時的同志、留法時的同伴、北大生物系主任譚鴻熙喪妻後不久，即與妻妹陳淑君同居，而陳淑君在廣東尚有未婚夫沈原培，彼此未曾脫離關係，結果沈氏感覺受騙受害，趕到北京，大辦交涉，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斥責譚鴻熙敗德，陳淑君負義，鬧得烏煙瘴氣，滿城風雨。張競生髮表此文，顯然是支援和聲援譚熙鴻的，他指出愛情的定則有以下四項：（一）是有條件的；

（二）是可比較的；

（三）是可變遷的；

（四）夫妻為朋友的一種。從1923年4月到6月，《晨報副刊》共發表討論稿件二十四篇、信函十一件。梁啟超、魯迅、許廣平、孫伏園都參與了這場爭論。全盤反對的人不多，完全支援的人更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中關於“愛情是有條件的”這一項爭議最大，張競生列舉的條件有六項內容：感情、人格、狀貌、才能、名譽、財產。“地位”包含在“名譽”中。條件愈完全，愛情愈濃厚。極端的人認為愛情是神秘的，是無條件的，次者認為愛情只以感情、人格、狀貌為條件，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若以財產為前提，愛情就未免庸俗和勢利，沾染上了銅臭味。殊不知空著肚皮是無法戀愛的，魯迅在小說《傷逝》中已痛切地總結出，“愛情要時時更新、生長、創造”，首先必須保證溫飽，保證衣食無憂，否則愛情必定夭折，幸福更是無從談起。

反對纏腳，提倡天足；反對束胸，提倡大奶；反對偷生，提倡殉情；包括制定愛情的遊戲規則，張競生覺得這些還遠遠不算過癮，他真心想研究想討論的是進乎其上的男女性愛，這在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座荒蕪的園地，或謂之禁區也不為過。1923年5月，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立“風俗調查會”，張競生出任主席，他擬定風俗調查表，列出三十多項，其中有“性史”一項，教授們討論選題時，覺得性史的調查和徵集應另立專項。1925年深秋，張競生在《京報副刊》上發出《一個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徵稿啟事，正式向社會徵集性史。來稿出乎意料地踴躍，他從中選出有代表性的七篇，加上序言和批語，編為《性史》第一集，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幾乎是立竿見影，許多學校貼出查禁此書的公告，它們反而起到了促銷的作用，《性史》不脛而走。衛道士們猶如祖墳被挖，無不暴跳如雷，遂引發軒然大波。這七篇講述性經歷的文章涉及到女性被欺凌、性衝動、性覺醒、性遊戲、性飢餓、性冷淡、手淫、偷情、性和諧、性高潮等多個方面，張競生在批語中一一給予針對性的評論。尤其出格的是，張競生提出“新淫義”：“我們所謂淫不淫就在男女之間有情與無情。若有情的，不管誰對誰皆不是淫；若無情的，雖屬夫婦，也謂之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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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執教（3）

《性史》第一集擺事實，講學理，對症下藥，對國人的性矇昧有撥雲見日之效，卻不為保守派所容，在他們的青光眼看來，《性史》乃是淫書，張競生的所作所為全是誨淫，不僅誤導青少年，而且敗壞了世道人心。百口莫辯，千夫所指，到了這個地步，當然沒有了學術領域正常討論的餘地。

後來，張競生在《兩度旅歐回想錄》中憶及往事，有一段話算是自我辯白，值得一讀：有人要這樣問：“既是學者，又有錢遊歷全世界，別項學問又那樣多，偏去考究那個穢褻的陰戶問題，實在太無謂吧！”現先當知的是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點，常人與學問家，根本上不大相同。常人不肯說，不肯研究，只要暗中去偷偷摸摸。學問家則一視同仁：他們之考究陰戶與別項性問題，也如研究天文之星辰執行，日月出沒一樣。這個並無所謂穢褻，與別種學問並無所謂高尚，同是一種智識，便具了同樣的價值。且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於性學？而民族學、風俗學等，又在在與性學有關。學問家，一面要有一學的精深特長；一面，對於各種學問，又要廣博通曉。無論哪種學問，都可研究。而最切要的，又在研究常人所不敢，或不能研究的問題。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禮教依舊森嚴，《論語·顏淵》中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仍是中國人的行為規則。張競生沖決網羅，破壞陳規，糾正陋俗，惹發眾怒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科學要戰勝矇昧，需要膽識，也需要時間。張競生是急切的先行者，遭到誤解和打擊，自然無法避免。生物學家周建人提倡新文化，觀念並不保守，他對《性史》也感到不滿足，認為“一般人所需要的是由論料得來的結論，而不是論料本身”。殊不知英國性學研究大家藹理士的煌煌鉅著《性心理研究錄》中也附有數十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