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國學

第23部分 (第2/4頁)

校和韶山李氏族校執教多年。由於受維新思想影響較早，所以他常在鄉間給人們講述各地見聞，勸人們不要求神拜佛，要破除迷信，反對封建禮教。他主張廢除廟宇，用廟產興辦學堂，以提高農民子弟的文化科學知識。李漱清的這些主張被一些思想落後的人們視為激進，因此得了個“激進派”的“頭銜”。

1917年8月23日，風華正茂的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認為釋迦牟尼，是老百姓自己將其神化起來的。

毛澤東還從個性解放的立場出發，認為“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①

此時毛澤東將教會一類的宗教組織與國家之類的法定權力機構等同起來，把它們都視為束縛人的個性發展的一種組織形式。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這時對宗教，包括佛教的理論已經失去了興趣。恰恰相反，由於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即養成了對哲學的濃厚興趣，在一師讀書時期，他不僅比較系統地研究過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而且對佛教哲學亦有所研究。直到1920年6月，即毛澤東的世界觀向*主義轉變的前夕，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還表示要研究佛學。他說：

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一難得書，二不得空時，懈怠因循，只好說“今日不學又有明日”罷了。希望先生遇有關於言語文字學及佛學兩類之書，將書名開示與我，多餘的印刷物，並請賜寄。收聚了書，總要劃一個時間，從事於此。②

在長沙讀書期間，毛澤東不僅研讀過佛經，而且到一些寺院中去遊歷考察，與高僧交談，親身體驗佛教文化。

據毛澤東一師時的好友蕭子升在《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一書中回憶：

1917年暑假期間，毛澤東和蕭子升從長沙出發，到好幾個縣的農村裡“遊學”。行至寧鄉縣溈山密印寺時，他們特意拜訪了老方丈，翻閱了寺中藏的各種佛經，向方丈請教一些佛法問題。方丈定要留他們在寺裡盤桓幾日，並告訴他們，那些掛單和尚，雲遊四方，談經論道，對弘揚佛法很有好處。

毛澤東和蕭子升在這座寺廟裡住了兩天，由和尚引導著在各處參觀，瞭解了寺院的組織和僧人的生活。他們還向方丈詢問了全國佛教的概況，以及佛經出版的情況。還了解到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經籍出版的中心。像溈山寺這樣的講經中心，全國至少有100處，如果算上規模較小的，大約有千處左右。

告別的時候，毛澤東和蕭子升表示，還想訪問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寫幾封介紹信。方丈說：那是不必的，你們不需要任何介紹信，因為無論走到哪個廟裡，你們都會受到像在這裡同樣的歡迎。

從溈山下來，他們就向安化縣走去。路上在茶館歇腳，準備寫日記時，兩人又議論起佛教與人生哲學問題，以及歷代帝王同宗教的關係。認為唐代最具典型：皇帝尊孔子為“王”，從此全國各州府縣一律修建孔廟；皇帝姓李，又尊老子為道教始祖，開始建立道觀；外來佛教也受到歡迎，於是寺院遍及全國。儒、釋、道都為官方所尊，和諧共處。到印度取經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二人認為孔子、老子都是哲學家，而非教主，這還是由於中國人的現實主義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發展到狂熱地步。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五章　毛澤東說佛教談佛經（4）

毛澤東對蕭子升說：自古以來，中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對宗教也不過於執著，不像西方那樣發生長期的宗教戰爭。此外，儒家思想遠比佛、道二教影響為大，幾千年歷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試取士，以此規範社會人際關係。兩人都認為這都值得大加研究。

青年毛澤東對於佛學研究的心得，在保留下來的《〈倫理學原理〉批註》中可略見冰山之一角。

《倫理學原理》是德國哲學家、倫理學家泡爾生（1846~1908年）的著作。1909年，蔡元培將日譯本譯成中文。楊昌濟在一師授修身課時，曾用此譯本作為教材。毛澤東在精讀此書時，不僅劃了很多圈點、直線和波浪線，而且密密麻麻地寫了萬字左右的批註。

《〈倫理學原理〉批註》中的文字表明，此時的毛澤東，佛學思想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對他產生了影響。

其一，受佛教“緣起說”的影響

《雜阿含經》卷十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俱舍論》卷九：“由此有法至於緣已和合升起，是緣起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