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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完大赦令後，呂布就著手完善原先的《大漢律令》，讓廷尉法衍、刑部尚書應劭、刑部侍郎鍾繇等上百位法學家聯合一起，按照呂布的意思，花了兩年時間，修訂出一本《憲章》、一本《法典》。後來被呂布命名為《大中華憲章》、《大中華法典》。
在《大中華憲章》裡，呂布確定了皇帝是萬民之主。確定了皇權的至高無上，確立了皇室之下萬民皆平等的準則，所有中華百姓若無罪行皆有政治權益，皆為公民，皆平等，官民在道德、信仰、法律上皆平等。皆享受《大中華憲章》和《大中華法典》的保護。那些觸犯《憲章》和《法典》而被剝奪政治權益的人除外，他們被剝奪政治權利，必須接受勞役和監管，終身或一部分時間裡不能行使政治權利。
皇帝之下，三權分立。議政院逐漸擁有立法權，首相領導的政務院有行政權，廷尉改為最高法院，享有司法權，法律需要議政院透過，但首相有否決權，即使首相透過了，最高法院若指出裡面那條法律違反了憲法的某個基本原則，沒有另一方的認可，任何一個部門都不可以完全做主。皇帝享有最高否決權。
《大中華憲章》裡規定了各個機構的組成形式，特別是議政院的組成規則，規定了每個機構的權力和義務，規定了各級官僚在接受上級監督的同時，必須要接受同級議政院的監督和質詢，中央一級，首相除了向皇帝負責之外，必須要接受國家議政院的監督。
在《大中華憲章》的《序言》裡，呂布沒有聽從應劭、鍾繇的建議，沒有把自己如何打天下的威風歷史寫進去，他始終覺得自己能得到天下是民眾的選擇、民眾的支援，他不應該有絲毫的洋洋自得，反倒應該謙卑恭敬地感謝民眾的支援，並矢志不渝地為大部民眾的福祉而繼續努力。
呂布在《序言》裡寫到：“我們中華人民，為了構建一個完善的國家，為了樹立正義，使人民生活安寧，共同防禦外敵，增進全民的福祉，並確保我們及我們的子孫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共同決定製定本部憲法”，序言的核心關鍵詞為人民、正義、幸福，一開始並沒有提及呂布本人，更沒有提要確保他呂氏純正血脈對中華帝國的繼承，還是那句話，他覺得一切都是人民的選擇，如果一個政權窮兇極惡坑民害民，縱然把自己宣傳的書寫得再正確無誤，最後還是不見得有什麼好下場，像薩達姆、卡扎菲都是如此。
呂布在《大中華憲章》裡，把每一個合法的中華帝國公民的權益都說得清楚明白無誤，特別強調了幾點：
人民保護其人身、住房、檔案和財物不受無理搜查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合理的根據認為有罪，以宣誓或鄭重宣告保證，並詳細開列應予搜查的地點、應予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頒發搜查和扣押證。
士兵在和平時期，非經房主許可不得駐紮於任何民房；在戰爭時期，除依照法律規定的方式外亦不得進駐民房。
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剝奪言論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訴冤請願的權利。
此後做得所有修正，都是為了進一步改善和保護人權，在不斷地限制官僚公權力的同時，加強對公民權利的保護。
《大中華憲章》裡使用了上百個“不得”、“應當”，比如憲法第一條第十款規定，“一切公款收支的報告和帳目，應經常公佈。”又規定“公務人員的財產必須公開。” 又規定“在一切刑事訴訟中，被告應享受下列權利……” “帝國任何一州都不得因性別而否認或剝奪公民的選舉權”，諸如此類，這些詞彙全部都是用來約束官府行為，限制官府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在此之前，應劭、鍾繇他們做出來的憲章裡使用了三十多個 “不得”、“應當”，但卻全部用來約束 “地方”、“組織”、“團體”、“公民”、“個人”的行為，幾乎無一用來限制國家行為，比如第十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佔、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呂布全部推翻，讓他們重做，他們重做的都沒有讓呂布滿意，後來呂布乾脆把他們的官職先剝去，讓他們跟一般民眾同吃同勞動，讓他們感受中下層民眾的疾苦，從大多數民眾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他們豁然開朗，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就是要讓大部分人滿意。
《大中華憲章》裡規定，中華帝國憲法至上，憲法以及政務院透過且經過皇帝首肯的法律，其效力高於其他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規定，最高法院廷尉擁有了違憲審查權，可以審查立法機關透過的法律是否與憲法相牴觸，並且可以宣佈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