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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嘉問這些日子住在女婿家裡，一邊傷心難過，一邊就在琢磨怎麼挑起武好古和新黨的鬥爭——在他看來，兩邊都是奸黨！武好古、潘孝庵、高俅是奸佞小人！而曾布、趙挺之他們則是奸佞偽君子。只有他自己，還有劉逵、蹇序辰、蔣之奇，還有安燾才是真正的君子。
如今大宋朝廷中的君子，真是太少了！所以必須要用一點小人的手段，才可以戰勝各種奸黨。
而呂嘉問的小人手段，就是讓奸黨和新黨，甚至舊黨之間狗咬狗！不管把誰咬死了，都是為大宋除去了鉅奸。如果能兩敗俱傷，那可就是大宋的幸事了。
就在他打定主意的時候，《文曲星旬報》上就開始鼓吹北糧南運了。對於經濟問題非常敏銳的呂嘉問，馬上就想到武好古準備透過北糧南運牟取暴利了。
可是他並不瞭解遼國遼東道的情況，也不知道遼國國內的經濟是怎麼迴圈的，所以就沒想到武好古準備最簡單的“以次充好”法，用廉價的遼東小麥代替高價江淮的小麥。
不過他這個君子卻想到了一個武好古自己都沒料到的生財門路——操縱鹽引和茶引進而控制大宋的金融！
要控制大宋的金融，鹽引和茶引就是個入口，這”二引“也不是濫發的，而是根據鹽、茶的產銷，適當超發的票據。而獲得鹽引、茶引的辦法有兩個，一是花錢購買，向交引鋪或者指定的榷場務購買；二是將糧食運送到指定地點後，再由榷貨務發引。
“鹽引、茶引雖有超發，但終究是有數的。”呂嘉問皺著眉頭說，“而朝廷向來有松交引，緊銅錢的慣例。凡是能用鹽、茶二引付賬，就不會用銅錢。也就是說，若武好古真的能一年將100萬石米糧運到洛陽白波，那麼他至少能拿到價值200萬緡的交引，再考慮到交引的折扣，這些交引的面值至少能達到270萬緡。
如果全部拿茶引的話，武好古就能控制一年內朝廷所發放茶引總數的四成以上了。”
呂嘉問拈著鬍鬚，露出了幾分得色，“有了這四成的茶引，茶引價格是漲是跌，他武好古就能說了算了。到時候，界身巷的那些坐擁金山銀山的豪商，個個都得唯其馬首是瞻！光是操縱茶引價格這一項，每年就能賺進幾十萬上百萬！
而且一旦界身巷的行首被武好古拿下，那麼他將來可以操縱的可就不止茶引的價錢，甚至還可以操縱銅錢、鐵錢、金銀和絹帛的兌換價錢……武好古經營起來的界河商市可是以絹為本的！若是絹帛可以變成天下各種錢鈔之本，奸黨的財力只怕就真的可以敵國了！”
操縱茶引已經是暴利了！可是和絹帛相比，茶引的規模可就小的多了。
而且茶引只是一種票據或者兌換券之類的東西，在某些時候可以替代一下貨幣，但並不是真正的貨幣。而絹帛在北宋末年仍然具有貨幣的地位，在界河商市和遼國、高麗國，絹帛的貨幣地位甚至不亞於銅錢。
而銅錢由於濫發大錢和偷工減料兩大問題，一直存在價值上下波動太過劇烈的問題。或者說，銅錢明明是一種金屬貨幣，但是因為大錢的鑄造和工料到偷減，使之逐漸成為了一種半金屬、半信用的貨幣。
銅錢的幣值，也開始出現了不穩定的情況。以至於在宋遼外交中銅錢的地位甚至不如絹帛——北宋支付給遼國的50萬歲幣是銀絹各半，沒有銅錢什麼事兒。蕭太后又不是傻瓜，她怎麼肯收宋國那些質量參差不齊的銅錢？而且也不可能讓契丹大爺一枚枚的去檢驗銅錢吧？這事兒也挺複雜的，契丹人你們老實，一定會被宋人欺騙的。
而武好古在界河商市搞“絹本位”也是這個緣故——絹帛相比銅錢還是比較容易搞清楚的，長、寬和重量都有標準，成色也容易界定。
相比之下，銅錢就不好說了。重量多少，成色如何，材質如何，還有大錢的折幾（發行的時候是當十大錢，後來又折三、折二流通），有的地方還鑄鐵錢（四川、福建），真是複雜無比，哪怕是界身巷的賬房見著都頭疼。
而且，銅錢的價值又低，稍微大一點的買賣就是幾千幾萬枚了。誰還能一個個驗錢？就是借身巷也驗不過來，他們那裡每天進出的銅錢以千萬文計的。數都數不過來，別說驗了。
所以銅錢是個讓所有大商人都頭疼的東西，喜歡當然是喜歡的，就是數起來驗起來太麻煩……
而對界身巷的“銀行家”們來說，他們自己無法鑄錢，因此也不能控制錢的質量。市面上又存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所以流通到他們手中的錢，往往質量低劣。照單全收難免出現虧損，而要一枚枚的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