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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國子監可真大啊！”
“那是，可以容納五六千個貢生同時考試，而且還綽綽有餘，能小得了嗎？”
“還是小了，該有個更大的，至少要能讓6000個太學生、武學生、諸科生在裡面讀書才行。”
“6000人？比現在多了一倍都不止了……大郎，這是官家的意思？”
“官家自然是想振官學的……”
就在五六千老老少少的貢生忙著考進士的時候，武好古則騎著馬和米芾一塊兒在國子監外面轉圈。而且還在議論擴建國子監的事兒——其實武好古是在琢磨國子監拆遷的事兒。
呃，人家在考進士，他卻想把考場拆了蓋駐紮賣錢……還真是個奸商啊！
不過要拆國子監還得有個好一點的藉口，不能說拆了國子監把地皮賣錢，然後用這錢給皇帝蓋離宮吧？要這麼說，武好古非得身敗名裂不行了。
而武好古能夠想到的理由，就是國子監面積太小，容納不了那麼多的學生。在他的印象中，國子監在徽宗朝的確進行了擴建，在原有的基礎上興建了一個名叫辟雍的外學（辟雍是周天子的官學，就是用來教六藝的學校），太學生的人數也從原來的2400人，增加到了800人，如果再加上國子學、武學、小學、書學、畫學等等，說不定真有五六千人了。
那麼多的學生，差不多也能相當於後世一所規模較大的大學了。而且其中還包括一些理論上要學習騎射的武學生，在侷促的開封府城南廂擴建的確有些擺不開，去城西尋個寬敞之所，興建個大的學院是非常理想的。
而他之所以和米芾說這事兒，是因為他知道米芾要不了多久就得去管書學（歷史上），說不定還會管得更寬。畢竟在這個時空，米芾的兒子米友仁也是宋徽宗的心腹了。
說不定宋徽宗還會提拔心腹的老爹去當個國子監司業（國子監的二把手）什麼的，到時候拆遷國子監就容易多了。
不過米芾對興學的事情還是有些懷疑，“興學可是王安石的路子啊！”
王安石興學當然也是個罪過了！後世的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但是在北宋末年，反對興學的人不少。
而在王安石施行的各項新政中，最糟糕的就“興官學”了。
當然了，大家反對並不是因為辦學不好，而是認為王安石的路線很糟。官學其實就是“以吏為師”，如果教些實用的本領，比如軍事方面的，工程方面的，經濟方面的，法律方面的，也沒什麼不好。可是王安石興的官學也不教實學，而是為了“一道德”，也就是統一大家是思想。
呃，統一思想也沒什麼不好。其實大家的思想還是蠻統一的，都是儒家啊。你拿著儒家五經還能讀出耶穌基督來？可是王安石偏偏還要在解釋儒家經典上做文章，要完全統一標準，而且要否定漢唐以來對儒家經典的研究成果，都得按照他的標準來。
這個就比較討厭了……王安石又不是聖人，誰服誰啊？而且“一道德”是非常禁錮思想的。後來朱熹理學以及八股文章也是差不多的路子，都要把儒家經典的解釋權控制起來。
而這樣一來，儒學就不能進步了——儒學作為一種非常古老的哲學思想，是存在儒家經典作為框架的。而後世要進步，就必須突破這個框架，要突破就只能在解釋上下功夫。
如果放開了解釋權，武好古都能胡亂解釋出一個“虛君共和”的儒家思想來！可王安石不允許這麼瞎解釋。
可一旦後人沒有了解釋權，那這麼儒學就不能與時俱進了，人的思想也就被禁錮了，那儒學也就死了。
所以王安石的“興官學”和“一道德”，在北宋末年是很遭人反感的。而到了後世，大家都學硃批的四書五經，做八股文章了，自然也不覺得“一道德”不對了，所以批“一道德”的人反而不多了。
也就是說，武好古現在遇到的大部分宋儒，他們的思維還是很活躍的，遠遠不是後來的腐儒。
而武好古也是知道未來“儒學之死”的。不過現在，儒學還沒有死透，還有救，武好古也不希望儒學死掉。
“興學並沒有錯，”武好古說，“錯得是一道德。”
“甚底？”米芾一怔，扭頭看著武好古，“你也覺得一道德不好？”
武好古笑道：“海嶽先生，我也是熟讀五經的儒生啊，怎麼會覺得一道德是對的？
其實王荊公興太學的想法也有可取之處。現在不少官員能力都欠佳，一榜五百多個進士好男兒，真正能做事能有五十個就不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