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家庭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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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作劇的黃色笑話，他們來跟我說，我不懂，就回去問媽媽，媽媽一下子變了臉，說：“你們學校怎麼有這麼壞的孩子。”幾天以後，其中一個最調皮的男孩子被記了大過。她媽媽來接他回家的時候指著我對他說：“我告訴你多少遍，惹誰不好，偏偏來惹她。”這個母親的目光，使我在全班同學面前無地自容。

八年之後，“文革”開始了，在這個小學男同學面前我竟然又一次無地自容。

“文革”中，由於我爸爸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②”。這種身份的人一般是不被信任，所以也就不能參加紅衛兵③。紅衛兵是“文革”中出現的學生組織。是在“文革”初期的扮66年5至6月由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批中學生秘密發起的。他們在7月底寫信給中共黨的主席毛澤東，宣稱“造反有理”。毛則在8月1日回信，表示熱烈的支援。使得紅衛兵運動在一夜之間席捲全國。以“破四舊’④為宗旨的紅衛兵運功雖然在後來造成對中國社會文明空前殘酷的摧殘，但一開始，能夠加入紅衛兵對所有我的同齡人來說是革命和幸福的象徵，也是我夢寐以求的事。

大約1966年秋季的某一天傍晚，北京的紅衛兵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一次集會。我太羨慕那些整天戴著紅袖章、穿著綠軍裝的紅衛兵了，禁不住想同樣裝扮一下的慾望，就找了一身軍裝，把一個紅衛兵袖章戴在臂上，趁著暮色，走進古柏參天的勞動人民文化宮。會場外面早已人山人海。隨著人流，我覺得自己有幾分把握不被別人認出來。離會場大門還有十幾米的時候，我一眼看到了那個記大過的小學男同學。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但他酷像他媽媽的樣子我記得清清楚楚。看他忙碌的樣子，我猜想他是在負責看守會場大門的工作。我的臉一下子漲得通紅，像做了賊似的心虛。糟糕的是他也認出了我，甚至脫口叫出我的名字。他一臉笑容，但我想他一定是幸災樂禍，所以沒等他說出第二句話，我就轉身狼狽逃竄了。

在這所普通人的小學裡，我讀到了三年級。因為家裡修繕房屋，我們搬到東交民巷8號住，就先轉學到東交民巷小學。後來大概是因為父母實在忙，沒有時間管我們，就把我和姐姐送到北京西郊的“十一”小學。

這所學校是專為幹部子弟開辦的。由軍隊出錢，主要接收軍隊的幹部子女。和東華門小學、東交民巷小學比較起來，這裡漂亮得多。院子寬大，遍植花草。教室明亮通敞，桌椅不僅配套，而且隨著孩子的身高而大小不同。學生們住校，食宿全由學校管理。聽說原來衣服也是學校發的，後來，部隊的幹部不實行供給制，實行工資制了，衣服才改由家長提供。但是我們班裡還有一些同學的衣服是由公家發給的，他們是一些烈士或者在執行特殊任務的人的子女。我們只知道，後者的父母是一些需要隱姓埋名的人。

我不喜歡這個學校。第一，我只能每星期回一次家，這對有一個愉快的家的我來說，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不幸。我總是幻想著在我不在家的時候，我們那個美麗溫暖的大房子裡一定發生了數不清的美好故事。第二，這所子弟學校裡瀰漫著一種彪悍的氣氛，使我非常的吃驚和不習慣。這裡好像人人都是某種“戰士”，時刻在進行著“戰鬥”。從早上起來，洗漱和疊被子都要競賽。從早操、上課、一日三餐到晚自習要列隊行進和唱歌。隊伍要比準排得齊，唱歌要比誰唱得響。第一次到飯廳吃飯的時候，我奇怪何以人人面對熱騰騰的飯菜正襟危坐，忽聽一聲刺耳的哨子，有個老師大喝：開動！於是全體動作。剎時杯盤狼藉，人走屋空。原來吃飯也是競賽。

在日常生活中，男孩子們個個是欺負弱小的好手，女孩子們則工於心計，講究的是不動聲色而達到目的。所以，這裡經常有或悲壯，或離奇的嘈雜鬧劇上演。

在一個時期裡，好像有一場曠日持久的針對老師的惡作劇比賽。比如把老師的鞋尿溼，或者往他們的茶杯裡放進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我還記得一些男孩子把一位瘦小男老師的椅子腿弄斷，這位老師由於體弱多病，上課經常要坐著。他突然跌下去，又驚又氣，竟然放聲大哭。看到老師被這些精力過剩的學生們折磨得精疲力竭、哭笑不得的樣子，我曾以為小學老師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最可怕的是每個班的孩子中都有一個“王”，或男或女，性別不限。這個“王”走上寶座的道路想必是相當艱苦卓絕的。一旦大權在握，馬上成為所有孩子的精神和行動的領袖。我們班裡的“王”是個女孩，中等個，短頭髮，一雙又黑又大的眼睛。我親眼見她扯著一個男生的頭髮往